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及其胜利

9年，第314页。

[8] 同上，第316页。

[9] 毛泽东：《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论十大关系》，《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77年，第304页。文章写于1956年，但直到1977年才公开发表。

[10] 《关于斯大林问题——二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1963年9月。摘自《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争论》文件集，北京，外文出版社，1963年，第129页。

[11] 毛泽东：《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1年，第87—88页。

[12]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1年，第157页。

[13] 《美国对华关系史》，美国国务院，1949年，第320页。

[14] 同上，第321页。

[15] 《美军给杜鲁门总统的报告》，1947年9月19日呈交。同上，第767页。

[16] 直到1971年，差不多1/4世纪之后，新中国才在联合国取得了它的合法席位。中国这样做是因为这个组织本身有了变化——开始反映中国革命节节胜利、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反帝战争以及前殖民地半殖地独立自主的斗争带给这个世界的影响。中国进入联合国，并不以丧失民族和革命原则为代价。它把自己摆在觉醒的人民一边，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和所有反对超级大国指使命令、侵略、瓜分世界行径的其他国家和力量站在一起。

[17] 《美国对华关系史》，第322页。

[18] 《美国对华关系史》，第887页。摘自马歇尔的备忘录，1948年11月6日。

[19] 《美国对华关系史》，第323页。

[20] 这已成为典型的美国干涉者的行径；1965年约翰逊派遣空军大肆轰炸北越，同样伴随着一个“援助重建”的建议，企图收买越南军队停止抵抗。

[21] 毛泽东早在1945年7月12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就曾警告，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将会“陷在中国反动派的又臭又深的粪坑里”。这个政策如果继续下去，“那就将给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以千钧重负和无穷祸害。这一点，必须使美国人民认识清楚。”毛泽东的结论如往常一样，注重于所有人民的共同利益。这种情形很有可能发生——后来由于美国对朝鲜和印度支那的干涉，给美国人民带来了更为沉重的负担和祸害。1970年代的中美关系正常化，就是吸取了历史教训才取得的成果。

[22] 《纽约先驱论坛报》，1950年5月10日。

[23] 赖因可：《世界屋脊西藏，亚洲的钥匙》，纽约，1950年。

[24] 一封小洛威尔·托马斯寄自拉萨的信，落到人民解放军手中，该信长期在北京民族宫展出。这封1950年5月10日写的信中指出，艾奇逊建议的秘密间谍是“马克斯·桑伯格先生，我与他在土耳其和伊朗共事了两个夏天……他是美国政界的元老，致力于在中东抵制共产主义”。桑伯格除了是政府官员之外，还是洛克菲勒石油帝国的要人，是把地方封建主分子拴在美国垄断资本家腰带上的专家。

[25] 一位前国民党官员的自述，《西藏的历史状况》，纽约，1956年。

[26] 比如，1950年6月《约克郡邮报》刊载了其驻加尔各答记者的报道说，美国武器正通过纳苏拉山口运进西藏。美国渗透活动之后的细节，史里斯托弗·马林的《中央情报局的西藏密谋》一文已有详细的披露，刊载于1975年9月5日香港出版的《远东经济评论》。从1956年至1972年这段时期，这种渗透包括了向西藏空投枪支，在科罗拉多赫尔营地训练秘密游击部队，为“秘密部队”提供财力和武器以进行边境突袭，以及各种各样的政治阴谋，有些内容十分详尽。

[27] 埃文·洛德：《英国与中国》，伦敦，1962年，第77页。1949年10月3日《泰晤士报》的一篇特稿说，尽管承认中国更有利于英国在远东的贸易利益，但其他的顾虑……比如特别是中国显而易见的入侵西藏的意图，是应该牢记于心的。《泰晤士报》没有“牢记于心”的是一个事实，甚至英国也认为从国际法的角度上看，去质疑这个事实是不合理的，这个事实就是西藏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中国的一部分，根本没有“入侵”一说，入侵是指来自中国外部的侵略，比如英国自身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对中国进行的多次侵略。

[28] 数年之后此人被中国释放，福特企图在书中洗清自己的所作所为，他写了《被囚西藏》，该书1958年由伦敦 Pan书店出版。然而这本书恰恰成了他的自供状。例如，他说自己曾劝导昌都的封建叛军（昌都属于中国当时存在的一个藏族聚居地西康省）：“把一些布朗式轻机枪藏在山里，炸毁桥梁。”（第51页）还有，他一边否认自己参与了毒杀爱国进步的吉达活佛的行动，颂扬这位活佛的诚恳正直，一边又无耻地宣称，“我知道是谁杀了他。我希望他永远不被发现。”（第92页）。

[29] 印度给中国的照会，1950年10月21日、10月28日和11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