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姆斯贝里中心，四千个房间里的四千座电钟的指针都指着两点二十七分。这座“工业的蜂巢”（主任喜欢这样叫它证嗡嗡地忙碌着。人人都在忙，事事都井井有条地进行着。显微镜下精子正扬着脑袋，使劲甩着长尾巴，狠命往卵子里钻。卵子在膨胀，在分裂，若是波坎诺夫斯基化过的，则在萌孽，分裂成为无数个胚胎。自动扶梯正从社会条件设置室呜呜地驶进地下室。在那儿昏暗的红光里，胚胎躺在腹膜垫上，冒着蒸熏样的懊热，饱餐着代血剂和荷尔蒙长大，再长大。若是中了毒就伤感地变做发育受阻的爱扑塞隆。瓶架带着轻微的嗡嗡声和轧轧声，带着重新获得的永恒，一礼拜一礼拜难以觉察地移动着。直到那一天，新换瓶的胎儿在换瓶室发出了第一声害怕而吃惊的尖叫。
地下室下层的发电机鸣鸣响着，电梯匆匆地升降。十一个楼层的孵化室全部到了哺育时间。一千八百个婴儿正同时从一千八百个瓶子里吮吸着各自那一品脱消过毒的外分泌液。
楼上，依次往上的十层宿舍里，幼小得还需要午睡的男童和女童跟所有的人一样忙碌着，虽然自己并不知道。他们在不自觉地听着睡眠教育里的卫生课、社交课、阶级觉悟课和幼儿爱情生活课。再往上去，已经下起了雨，九百个略大的儿童在那儿玩着积木和胶泥，玩着“找拉链”和性爱的游戏。
嗡嗡嗡，蜂巢忙碌地、欢快地吟唱着。姑娘们照看着试管，唱着欢乐幸福的歌；条件设置工一边上班，一边吹着口哨。而在换瓶室里换空的瓶子上空，又有多么有趣的谈笑在进行！但是主任和亨利·福斯特一起走进授精室时，脸上却一本正经，严厉地绷着。
“他成了这屋里众人的榜样了，”主任说，“因为这屋里的高种姓人员比中心的其他任何单位都多。我告诉过他两点半到这儿来见我的。”
“他的工作倒还是不错。”亨利摆出宽容的样子假惺惺地说。
“这我知道，但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严格要求。他在智力上的优势意味着相应的道德责任。一个人越有才能，引错路的能量就越大。个别人受点苦总比让大家都腐败好。只要考虑问题不带温情，福斯特先生，你就会明白，一切错误都不及离经叛道严重。谋杀只能杀死个别的人，而个别的人，说到底，算得了什么？”他挥了挥手，指着一排排的显微镜、试管和孵化器。“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制造一个新的——想造多少就造多少。而离经叛道威胁的却不只是个体；而是整个社会。是的，整个社会。”他重复了一句。“啊，他来了。”
伯纳已经进了屋子，在一排排授精员之间向他们走来。一种表面的扬扬得意的自信薄薄地掩饰着他的紧张情绪。他说：“早上好，主任。”说时声音高得荒谬，为了掩饰这个错误，他又说：“你要找到这儿来谈话。”那声音又柔和得荒谬，像耗子叫。
“不错，马克思先生，”主任拿着架子说，“我的确要你到这儿来见我。我知道你昨天晚上已经结束假期，回家来了。”
“是的。”伯纳回答。
“是——是的。”主任拉长了声音像蛇一样嘶嘶地说。随即提高了嗓门，“女士们，先生们，”他的声音像喇叭，“女士们，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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