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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可卿去世前曾经向王熙凤托梦,嘱咐凤姐一定要未雨绸缪:“如今我们家赫赫扬扬,已将百载,一日倘或乐极生悲,若应了那句‘树倒猢狲散’的俗语,岂不虚称了一世的诗书旧族了。”她建议王熙凤“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
秦可卿的建议很有远见,第一,保住祖茔,让整个家族根源不断,保证后辈没有生存之忧;第二,设置家塾,以求未来开枝散叶,代代攀缘,夯实家族势力。第一个建议的核心在于保障资产,抵御风险,同时又能给家族的发展创造源源不断的经济支持;第二个建议的核心在于增强家族势力,扩充向上的管道,保证子孙后代富贵两全。
如果贾家只是平凡人家,自然只会关注当下的温饱和邻里的恩怨,旦夕间的祸福都无暇多虑。但他们恰恰是上可通天的富贵家族,拥有丰饶的物产与尊贵的地位,自然想要延续家族的繁华,所以能够把眼光放到百年以后,思量子孙后代的出路。这其中体现的,就是“有恒产者有恒心”。
囤积资产,自古以来就是人们保全家族发展所做的必要手段。虽然古时重农抑商,但是并不能压制人们对资产的思考与重视,从千古流传的成语当中就可见一斑:坐地加价、囤积居奇、奇货可居、水则资车、旱则资舟。这些成语都涉及交易与资产。
所谓资产,就是由我们过去的交易或其他事项所形成的,由我们拥有或控制的,会给我们带来预期经济利益的资源。也可以借用《富爸爸穷爸爸》当中通俗易懂的定义:资产就是能把钱放进你口袋里的东西。基于这句话,我们可以环视房间一周,看看自己的房子、家电、衣服、手表、包包、理财账户,看看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到底能给自己的口袋里放入多少钱。
优质的资产能源源不断地给我们创造收益。比如,腾讯的股票,十年时间价格增长了三十多倍;比如一线城市的房子,十年时间价格增长了十倍。而对比之下,劣质的资产很难在未来给我们带来足够的收益。比如,用过的唇膏、穿过的鞋子、开旧的汽车,这些物品放在二手市场上,相比它的入手价格,几乎是断崖式的下跌。
我们每天的行为,无论是买进还是卖出,围绕的都是资产的周转。对于常见的几种资产而言,门槛高低依次为,房产>汽车>家电>玩具>穿戴。当我们的购买力在上一层实现无望的时候,会自然选择次一层。在即时满足的欲望极为强烈时,我们常常是反向操作,穿戴>玩具>家电>汽车>房产,但是短暂的满足并不会为长远的幸福负责,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这种自下而上的欲望达成模式都会让我们离最上层的资产越来越远。
我曾熟识两位家境、外表都类似的普通女孩儿,一个人在十年前刷了二十多张信用卡为自己买了一套房,另外一个坚持“投资”自己,买车、买包,全世界“打卡”。前者在二线城市房价暴涨之前化整为零,将北京的房子换了五套二线城市房产,现在已经有接近1000万的资产。后者始终觉得女孩儿“投资”自己就是“投资”婚姻,但是随着一线城市婚恋市场愈加严酷,她至今并没有找到那位能让自己拎包入住的先生。
有些人会说,北京房价那么贵,我买不起为什么不能消费其他的呢?当然,“人生得意须尽欢”,但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我们首先要看自己可以得意多久。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就像大型的梦幻游戏乐园,年轻人以青春为门票纷纷涌入,远高于二线城市的薪资就像玩游戏的筹码,每个人需要根据自己的筹码选择属于自己的玩法。有的人选择了购买一线城市的房子,有的人选择了购买二三线城市的房子,有的人选择了自己可控的优质资产,有的人选择了衣服、包包。但是几年过去之后,选择优质资产的人均能获得稳定甚至丰厚的收益,购买穿戴的人则需要考虑这场游戏的下半场何以为继。
一线城市的拼搏从来不是安逸的,“996”的身心压榨,高额的房租,昂贵的日常消费与夜半的孤单霓虹,都是大多数人必须要承受的代价。人们在这个城市心甘情愿地“抛头颅,洒热血”,也用劳动所得为这个城市的消费繁荣买单。繁荣与笙歌让人们放大青春的快乐,但也让人们忘记如何用好自己手中的筹码。当我们的生产率降低到不足以适应这个城市的时候,会发现自己已经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这些年来更像这个城市的消费品,并没有真正的积累,只是徒增折旧而已。因此,身处一线城市,面对资产的流动盛宴,我们需要在身体健康折旧之余,于这盛宴的弱水三千之中,取几瓢留在自己的碗里。
人们总是高喊跨越阶层,认为穿着昂贵的衣服与鞋子就能够与更高阶层的人平等对话,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跨越阶层便无门槛。阶层与阶层之间有大堆的垫脚石,资产,就是垫脚石里最好用、最通用的一种。随着你的资产规模不断增大,你会发现自己的人生效率也会持续提升。在郝景芳的《北京折叠》里,第一空间的人一天有24小时,第二空间的人一天有16小时,第三空间的人一天有8小时。这样的构思可以说对社会的洞察不可谓不透彻,堪称一个简化的社会阶层模型。社会阶层是社会效率分工的结果,高收入阶层拥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而低收入阶层生产效率偏低。资产的量级决定了你可以选择的生活方式,也决定了你可以具备多高的效率撬动更大的资产。
所以,想要高一级的自由,就先控制低一级的自由。当我们的资产规模发生跃迁的时候,我们的人生话语权才能发生跃迁,这个时候才有所谓的自由可言。当我们卸掉妆容,放下包包,脱掉各式各样的衣服,赤手空拳与他人面对面的时候,就是“有产者”与“无产者”的对话。那些如同烟火般肆意流动的欲望,都应当落在真正沉淀价值的地方。
* * *
[1]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法国作家、学者、精神分析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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