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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战 马陵之战:战略方向错误导致的魏盛转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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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土改制度是根本蓝图。没有这套改革,就谈不上后面的全民征税,也就更谈不上那套文官系统了。

第三,李悝打通了魏国的法制经络,完备法制建设,建立魏律,出台《法经》。

《法经》对于国家法令、政府职能、官员升迁奖惩、军功奖励都做出了完备的规定。

李悝的法典不仅在魏国历史上属于头一遭,它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具有开天辟地性质的。

它奠定了中国历史上的诸多方方面面的建制,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例如,后来秦国的商鞅变法,基本上大体的框架全都是“借鉴”李悝变法的模式,只不过稍加改动,变成了战争机器升级版。

第四,李悝打通了魏国的军事经络,他改革了军事制度,建立“武卒”制,对军队的士兵进行考核,奖励优秀者。

“武卒”类似于今天的特种兵,待遇极高,一经认证先分得百亩土地,同时解除奴隶身份,再免除“武卒”全家的徭役和田宅税。

将军功细化分级,分为“上功”“次功”。根据不同的军功,政府给予不同的奖励,大功者甚至家属子女也有重赏,这也是有史以来最早的“军功章上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另一半”。

“武卒”如狼似虎,军功全民拥戴,李悝在制度上给出了不能再优厚的配合。李悝的一整套变法改革帮助魏国在制度上确立起了远超那个时代的先进性,但没有人才,再好的戏也出不来;全国再尚武,大将是草包也不管用。

李悝设计的军事制度的具体落实者是另一个“大神”。

军事优势

战国初年“第一战神”——吴起。

吴起有两大功勋:

其一,他的战略眼光独到。他向魏文侯建议了黄河以西地区的重要性,向西吞并了秦国五百多里的土地,并控制了崤函地区,将秦国压缩在了华山以西的无险可守地带。关于这一战略的伟大之处,我们会在“地理优势”中详细阐释。

其二,他训练出了“魏武卒特种部队”。一个武卒,身披三重甲,持戈佩剑,操十二石的弩,带五十支箭,携带三天口粮(连盔甲带装备大约五十斤左右),半天能急行百里(相当于现在的四十公里左右)。

这种水平随便拎出来一个就可以参加现在的奥运会“铁人三项”运动。吴起率领着这支特种兵部队,创下了大战七十二场,全胜六十四场,剩下八场不分胜负的奇功伟绩。这在当时基本上是逮着谁灭谁的节奏。

不过就算那么能打,没钱的话,再好的戏也出不来。但这根本就不叫事儿,人家魏国的经济实力不是一般的强。

经济优势

“三家分晋”时,由于老赵家在消灭智氏的战争中牺牲最多、贡献最大、原始股最多,所以昔日智氏之地,相对于韩、魏二氏,赵氏多分了一部分,总的疆域也以赵氏最为广大。

不过,有的时候,地大不见得物博。赵家虽然地盘最大,但在经济上,却被魏国远远地甩在了身后。

韩国就更别提了,除了冶铁业算是亮点,剩下什么都不值一提。

在当时,魏国可以说真的是“天朝上国”,几乎所有资源皆能自给,而且这其中有三项关键资源。

第一项关键资源——肥沃的土地。

在这个时代,所谓的“肥沃”,不仅要能高产,还需要适合种某些高需求的产物,才算得上是好地。

三晋中,韩、赵两家的土地较为贫瘠,物产欠缺,比如著名的挑拨离间者张仪先生就曾经说过:“韩地险恶,五谷所生,非麦即豆,一年不收,老百姓就得吃糟糠,地方不满九百里,两年的积粮储备都没有。”

这话说得很不厚道,拿豆包不当干粮。

看到这里,大家可能会疑问:麦和豆咋了?为啥生长这两种作物的土地要被称为“其地险恶”呢?

无论在哪朝哪代,老百姓们都是不挑食的,张仪所指的“险恶”,主要是指麦和豆在用于军粮方面很尴尬。

下面,我们需要科普一下军粮是怎样炼成的。

先来回答一下刚才的问题,麦和豆为什么“险恶”?

首先,营养价值不高。

可能会有人问,豆子的蛋白质含量不是非常高吗?麦子还“险恶”?也没见你少吃大馒头,真是没挨过饿。

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下当时军中的烹饪方法了。

在那个时代,军粮做法实际就是煮粥,直到宋朝以前,一般炊具还都是陶器,极少有铁锅。

后来,在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下,慢慢出现了类似于压缩饼干的水分极少的干粮,但将士们也不能总吃干的,那些东西是维持不了战斗力的,只能做急行军时的干粮。

既然炊事班的家伙是陶器,那么军粮最适合的就是煮粥,而不是炒菜。这就很难为豆子了。

因为根据那个时候的伙食水平与烹饪技巧,是绝对没办法让十万大军每人熬出一碗精品豆饭的,一般来说能做熟就不错了。而且,当时也没有高压锅,可燃物往往是就地取材,要给几万人做顿饭,也没工夫让你精熬细炖,不然饭还没熟,大部队都开拔了,所以做饭都是将就着做的。

打仗说到底,就是打后勤仗,弄熟这一碗饭是重中之重。

其次,豆子和麦子一旦不熟,里面的蛋白质吸收起来就会大打折扣,而且副作用还很大,容易跑肚拉稀。

有实验精神的同学们可以尝试吃一大碗半熟的豆,再喝上一大碗水,看看下午屋里还能不能待人。

豆子在军中的作用主要是做成酱,补充微量元素,但你总不能一开饭就一人一勺大酱吧。

那刚才我们说的大馒头呢?

馒头,还要等上几百年才会出现,因为在那个时代石磨还没有被普及。没有磨,就谈不上将麦子转化成面粉。

哪怕有了石磨,加工后的豆与麦也是极其不容易储存的。你无法带着一袋袋面粉和一车车豆腐大老远地去打仗,还没出村豆腐就馊了;到了饭点儿,也不可能全军变炊事员一起和面,路上再下点儿雨就全白瞎了。

战士们呼唤好做熟、易吸收的“快餐”。

那么在那个时代,士兵们都吃啥呢?

小米为王。

小米是真真正正的五谷之王,这个古老的农作物活跃了上千年,为我们华夏民族的生根发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小米在古代被叫作“粟”或“稷”,五谷之一(另外四谷是稻、黍、麦、菽,用现在叫法就是大米、黄米、小麦、豆子)。

小米能够脱颖而出,主要在于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具有良好的存储性。

据唐代文献记载,积粟可以储藏九年,而稻米只能储藏五年。粟米的保质期几乎是稻米的两倍,实际上粟米的贮藏时间可能更长一些。

据《旧唐书·马周列传》记载,直到隋灭亡二十年后的唐贞观十一年,前者留在长安府库中的小米仍未用尽(所谓“贞观之治”,其实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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