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吉加兄弟

尕藏来自青海省循化县的一个小山村，幼时便被送到甘肃乃至藏区最为著名的拉卜楞寺当小喇嘛，后来还进入了密宗院，本应当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宗教职业家。五十年代，红色革命风暴席卷西北大地，寺庙受到冲击，僧人离开寺庙，尕藏便回到老家。他先是到国有牧场，后到商业局工作。尕藏还娶了同为牧场工人的藏族姑娘吉毛价为妻，生养了八个子女。今年已经八十五岁的尕藏老人和他的老伴吉毛价应当是很欣慰的，这八个子女中，五个大学生、一个喇嘛、一个高中生、一个小学生。当然，老人心中最为钟爱也最为牵挂的是那位小喇嘛——娘

吉加。

因为筹建西藏牦牛博物馆，我有幸与其中的三位结缘。

2011年，我重返西藏不久，就结识了娘吉加。人们都管他叫“娘博士”，他反复强调不是博士，但人们还是那么叫。那段时间，筹备工作刚刚起步，但即使是周末也往往找不到他，电话也打不通。有人告诉我，他可能在图书馆。我感到惊诧，拉萨还有这样的人，周末会泡在图书馆里？西藏图书馆是一家不错的图书馆，我也去过那里，空空荡荡的，会利用图书馆的人太少了。娘吉加是那种对博物馆事业特别理解的人，我第一次跟他讲起牦牛博物馆的创意时，他就非常欣赏和支持。此后的筹建过程，他几乎是全程参与。以至于他的领导也是我的好朋友、自治区文物局副局长兼西藏博物馆馆长曲珍很警觉地对我说：“吴老师，您的筹建过程很困难，有事尽管让娘吉加帮忙，但你可不能打他的主意哦。”事实上，我真是在打他的主意呢。筹建过程中，娘吉加提供了很多有关牦牛文化的线索，还利用在四川大学高级人才培训的假期，参与了我们的牦牛文化田野调查的半程，承担了展馆的文字撰写和翻译，编辑了牦牛博物馆的第一本高原牦牛文化论文集《感恩与探索》，还参加了我们的藏品鉴定……这样的藏、汉、英兼通，既是人类学学者，还是文物鉴定专家，一直是我心目中的馆长最佳人选。可是他所在的单位不同意，他本人也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研究人员，不合适当领导，一直没有松过口，以致我这个退休老头勉为其难顶着馆长的帽子到今天。

这几年，娘吉加从西藏博物馆抽调到自治区可移动文物普查组，跑了几百所寺庙，亲手鉴定了数万件佛像和唐卡。他去考察，都背着很多上师传记等相关书籍，耐心地与僧人探讨，以至于很多寺庙都想把他留下来。他在寺庙得到的礼遇，绝不亚于高僧大德。一些跟随他工作的年轻人免不了抱怨这活儿太辛苦，娘吉加便教育他们，这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啊，有多辛苦？你身上掉了一块肉下来吗？娘吉加每次考察回到拉萨与我见面时，都感叹：“我这工作虽然非常辛苦，但却是我所能从事的最幸福的工作了！”是的，作为一个藏文化学者，还有什么能比亲手触摸古人留下的文化珍宝、领略前辈的文化创造更令人兴奋的呢？

我原先一直以为，娘吉加从小就是一个爱读书的孩子，岂知，他小时候经常带着他的弟弟加羊宗智逃学。他对家里谎称去上学了，其实，他带着弟弟跑到山野整天地戏耍。当过僧人的父亲尕藏基本上不过问孩子的事情，但从未读过书、只字不识的母亲吉毛价，却是很有见识的女人，一定要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发现娘吉加带着弟弟逃学，就恶狠狠地用鞭子抽打他们。这应了我们汉族一句老话：“棍棒底下出孝子。”娘吉加在母亲的鞭子下开窍了，进入十世班禅大师创办的循化藏文中学，继而考入海南民族师范学校，1991年考入西北民族大学少数民族语文系。参加工作后，再度回到西北民族大学攻读硕士研究生，几年后，又到美国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院考古专业攻读了第二硕士学位。他的老师约翰·奥尔森对娘吉加的学习进步非常满意，希望他继续读完博士，学费可以由他个人资助，但娘吉加因为家事，硕士毕业就回到西藏了。



那个与他一起逃学的弟弟加羊宗智，在他十三岁时，遇到拉卜楞寺的一位大活佛来做法事，自作主张就跟随上师走了，等家里知道时，他已经披上袈裟了。全家人都觉得，这是一件大好事，这么多兄弟姐妹，怎么能没有一个去专门事佛呢？加羊宗智把他的聪明才智全都奉献给了寺庙。他先是进入拉卜楞寺的医药学院，不但能够流利背诵《四部医典》，还四处拜访名师，每年都要进行实地调查，辨认几千种植物，形成了两百多个药方，为前来求医的众生解除病痛。后来，加羊宗智进入了拉卜楞寺文思院，相当于哲学院，是这个寺庙的最高学府了。

2012年，我们牦牛文化万里调查时，与娘吉加一起，来到拉卜楞寺，见到了这位僧人。加羊宗智把我们迎进他的僧舍，热情地款待我们。加羊宗智长得太英俊了，我的照相机镜头老是对着他，弄得他很不好意思。我甚至跟娘吉加开玩笑，你应该入寺当僧人，加羊宗智要是不出家，不知道会迷倒多少妹妹！我跟加羊宗智说起正事，问他知道不知道牦牛所食的植物，能不能在来年上山采药时帮我们采集一些植物标本。加羊宗智愉快地答应了。第二年，他给我们寄来几十种精心制作的植物标本，第三年，再次寄来一批。我特别遗憾的是，牦牛博物馆开馆时，我邀请他来参加开馆仪式，邀请函上把拉卜楞寺医学院错写成佛学院，他没能收到。现在，西藏牦牛博物馆“探秘牦牛”展厅还陈列着加羊宗智为我们采集制作的牦牛所食植物标本呢。我们这样一座以人文科学为主旨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一位僧人制作的植物标本，不是很有意味的一件事吗？

我和娘吉加商量，牦牛博物馆不能只是简单地陈列，还要进行相关研究，在开馆时，最好能有一本研究论文集。当时，娘吉加正好在四川大学进修，他利用四川大学图书馆的资源优势，用所有的课余时间，收集资料，形成了藏、汉、英三大本牦牛文化学术资料。但是，我看着这三大本资料，既兴奋又发愁，要把这些资料精选精编成一本论文集，需要大量的时间。娘吉加提出，能不能让他的二哥才让当智来承担。当时，我并不认识才让当智，但没有别的人选，就答应让他来试试。

才让当智应当算是他弟弟娘吉加的学长，他是1980年考入西北民族大学的，毕业后参军，度过了十七年的行伍生涯，2001年以团级干部身份退役。退役之后，开始钻研藏汉文，当时已经出版了《四部医典药物唐卡图解》《四部医典八十幅唐卡解说》，还有《蓝琉璃》（一百万字）、《佛学概论》（三十万字）、《树喻根本医典和理论医典》三部译稿尚待出版，成为一位民间学者。才让当智来到拉萨，成为牦牛博物馆筹备办工作人员。面对这三大本资料，他不懂英文，但精通藏汉文。英文部分只好让娘吉加本人来承担。这几十万字藏汉文资料，需要一篇一篇精读筛选，一个字一个字重新录入电脑，再进行编辑修改，此外，才让和娘吉加每人还要写原创性文章，工作量巨大。幸亏找到了才让，他静得下、坐得住，治学态度认真严谨，先行拿出的一部分文稿，我看后大为放心。最后，才让当智说，这书要吴老师写个序啊。我正处于筹备工作最关键时刻，也没有对全书进行仔细阅读，就请才让来写。才让老师写出的序，让我非常赞赏。要是我来写，决然写不了这么精彩。此后，在很多场合，我都反复引用这篇序中的精彩段落。2014年5月18日，牦牛博物馆开馆，《感恩与探索》如期出版。业内很多朋友大为惊讶，你们在如此短的时间里筹建了牦牛博物馆，居然还能编辑出版如此有分量的论文集，真是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