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玛次仁：“江哦嘛”

尼玛次仁和我都忘不了那次打猎的经历。

那是1985年，我带领着一个地区工作组，到接近无人区的双湖办事处查桑区蹲点，一住就是三个多月。那时我才三十出头，尼玛次仁刚二十岁，还是一个瘦弱的孩子，体重不到一百斤。双湖与那曲镇相距遥远，那时的道路不好，汽车要跑两三天才能到。双湖的平均海拔大约五千米，十几万平方公里没有一棵树，当然更谈不上什么蔬菜了。我们七个人的工作组，除了出发时带了一些蔬菜和罐头，就再也没有吃的了，只好靠打猎来维持日子。我们七个人有长短枪六件，我带的是六四手枪，尼玛次仁背的是半自动步枪，打猎还是很方便的。那时还没有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没有这个概念。查桑区的牧民常跑到工作组来说：“那些野羊野驴把我们牧场的草都吃光了，我们的牛羊都要饿死了，工作组的同志，现在是春乏时节，你们帮着打几头野驴野羊，让我们度过这个月吧！”不过，我们打猎还是很克制的，每次只打一只羚羊，吃完以后再打下

一只。

七月的一天，我们又没吃的了，还得去打猎。以往都是开车去，出门十多分钟就能带着猎物回来。那天天气比较好，为了省点汽油，我们就说，今天咱们步行去吧。于是，我和尼玛次仁、次仁拉达、王瑜一人带一把枪，带着一杯水就上路了。可走出去好半天，也没见着一只猎物。我们开玩笑地说，可能我们出门前商量打猎的事，让它们听见了，可能它们开了会，故意躲着我们呢。我们就一直朝东走，至少走了六七个小时，到黄昏时分，才看到一群羚羊，王瑜和次仁拉达争先开枪，猎获了两只羚羊。我立刻让他们别再打了。出发的时候，完全没想到会跑出这么远，也没想打到的猎物怎么拿回去。四个人面面相觑，该派谁回驻地带车过来呢？次仁拉达和王瑜这俩小子，觉得打下那两头羚羊是他们的功劳，便既像是撒娇又像是耍赖，一屁股坐在草地上嚷嚷着：“我走不动了！反正我走不动了！”剩下我和尼玛次仁这两个倒霉蛋，只好我们俩照着原路徒步返回了。

我们不知道有多远的路，只知道来的时候走了大半天，而且，出来这一天就空着肚子，现在，连出门时带的那一杯水也喝光了。走吧，尼玛次仁和我别无选择。那里可是海拔五千米的高原啊！可怜的尼玛次仁跟着我，拖着沉重的步子，一点一点往前挪。虽然是返程，可那体力和心力完全不同于来时那样，好奇和未知是可以产生能量的，可现在，只是机械地挪动双脚。尼玛次仁也走不动了，对我说：“吴老师，我走不动了，我渴死了！”前两天下过一场雨，卡车行驶过的辙印，还积存着薄薄一层黄泥水，我和尼玛顾不得脏了，趴在地上，伸出舌头，舔一下，湿湿像干抹布似的舌头，然后又继续往

西走。

西边天际，最后的夕照很残忍地收回了余光，看着天空落下的无边的黑幕，尼玛次仁几乎是用哭声说：“吴老师，我真的走不动了！”我对尼玛次仁说：“你看，那边好像有光亮，我们快到了。”尼玛次仁说：“快到了我也走不动了，我渴死了！”我忽然想起一个办法，掏出手枪，向天空打了三枪，觉得查桑驻地的人能听见，可是没有任何动静。尼玛次仁又把他的步枪向天空打了三枪，还是没有任何动静。尼玛次仁发现，风是从西边刮过来的，那边的人听不见我们的枪声，没有指望了，还是只能靠我们自己的双脚。后来的那几里路，我们是搀扶着走过的，就差一点儿没爬着了。终于到了查桑驻地了，我和尼玛几乎是跌进门的，驻守的三个人吓了一跳，尼玛还能说出一个字：“水……”那天晚上，我和尼玛喝足了水，吃了两个饼子，开着我们的北京212越野车，再去找次仁拉达和王瑜，拉回了我们的

猎物。

那以后，尼玛次仁一直跟着我工作，直到我调离那曲。后来听说他很有长进，为人处世很周到，尤其办事能力很强，被地区行署看上了，调到行署办公室，还当了地区接待办主任。二十六年后的2011年，我从北京重返西藏创建牦牛博物馆。尼玛次仁得知消息来看我，我几乎认不出他了——当年瘦弱的孩子发福了，体重将近二百斤，圆乎乎的脑袋也谢顶了，如果把剩下那几根头发剃了，整个儿一个大活佛呢。按照政府对高海拔地区工作人员的政策，他已经退休了。尼玛次仁对我说：“吴老师，你办牦牛博物馆，有事情让我帮忙，我随叫随到！”我正缺人手，他就成了我们筹备办的全职工作人员，一直跟着我干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