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农巴桑的家境

人老了，就是一年不如一年哪。

我们筹办西藏牦牛博物馆时，因为缺少人手，米玛就来到筹备办，主要是当司机，同时，也帮着做一些收集藏品、翻译和公勤等别的工作，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这期间，我们筹备办的同事到过他的家乡加查县好几次，与他的父亲——老农民巴桑也处得像亲戚似的，来回走动，都要捎上一点诸如茶叶、糌粑之类的小东西。最近再次去看望七十七岁的老农巴桑，他不如几年前了，耳朵眼睛都不太好，血压比较高，膝关节也有问题了。

巴桑常常坐在屋外的垫椅上，看着雅鲁藏布江边这个村庄，按照时序，核桃树、苹果树、桃子树开花结果，青稞麦播种成熟，村子里一茬茬人往而复返，家养的鸡鸣声唤醒一个个黎明，而他自己则一天天地变老。

几年前，比他小四岁的老伴桑曲吉去世，在达拉岗布天葬台远走之后，老人很孤独。他记得，老伴是近六十年前从她的家乡浪卡子县一路乞讨，来到加查县龙巴村的。那时，家境还很不错的父亲坚赞收留了她，后来嫁给了巴桑。他们一起生活了五十多年。

加查县的龙巴村前是蜿蜒而来的雅鲁藏布江，背后是连绵不断的高山，距离十几公里高耸入云的杰波山上，就是著名的藏传佛教噶举派的祖寺——达拉岗布寺，历史上据说有过五万五千多名僧人，后来败落了。龙巴村里也有一座小寺庙，叫贝公巴，就是贝旦拉姆寺，这是村民自己的寺庙。几十年前，出过一桩怪事——

一位孤寡老妇住在贝旦拉姆寺边的一个山洞里，好像也没有人知道她的来历，平时人们很少看见她，只是吃饭时，她就到贝寺要上一坨糌粑什么的，又回到山洞里，长此以往，人们也就见怪不怪了。可是，有十几天时间，她不出现了，也不来讨吃的了，贝旦拉姆寺便派一个小喇嘛去看看。小喇嘛来到山洞喊她吃饭啦，却看到一个满身长着水泡的尸体突然站了起来，那模样太可怕啦，小喇嘛吓坏了，直往寺庙里逃，那具活尸体追到寺庙，正在念经的僧人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便被这女妖的巴掌拍倒，一下就拍死了。小喇嘛藏在经书架子底下，找到一扇窗户拼命地逃了出去，大喊救命啊救命啊。此时，从天空出来了一位护法天神，据说就是贝旦拉姆，天神一掌就把那位女妖打趴下了，可同时，也把贝旦拉姆这座小寺庙给打塌了。

此后，龙巴村的周围就很不太平。“文化大革命”来了，已经有九百多年历史的达拉岗布寺被砸垮了。村民们不知道这场灾难有多么可怕，他们甚至幸灾乐祸地用锯子把佛像锯断，做成酿青稞酒的铜锅，还赶着马车驮着残缺的佛像法器，乐不可支地到十几公里外的县城去当废品卖呢。

其实，巴桑的家境，在父亲坚赞那一辈还算不错。坚赞靠自己的聪明和勤劳，开垦了二十多亩荒地，还养了上百只山羊，可能还会做一些小买卖，在村里也是比较富裕的，他家当时还住着村里少有的两层楼。但有一年，村里的一家地主大户办喜事，村里比较富庶的人家都来祝贺，在那次聚会上，巴桑的哥哥加央喝了不少酒，一同喝酒的一位女子戏谑地朝他脸上撒了一把热灰土，惹怒了他哥哥，哥哥趁着酒劲，拔出腰刀捅向对方，没想到一下把那女子捅死了，哥哥被抓进县里大牢。虽然那个被捅死的女子临死前还嘱咐，这是因为喝多了酒开玩笑才惹的祸，希望家人不要去报复，但那女子的丈夫是一位康巴人，还是骑着马举着长刀来复仇，把他的父亲坚赞的肋骨打断了好几根，并且封了他家的二层楼。解放军进军西藏时，坚赞给解放军带路，回来又被叛乱的康巴人打得伤痕累累。解放军开给坚赞的带路报酬的单子，后来也给虫蛀了。因为坚赞勤劳发家，村里一些人借他的粮食不还，坚赞催粮时，又被那帮欠债人合伙打了一顿。经过这三次重创，这个家是要败了。败家之前，父亲把生前攒下的一些蜜蜡珊瑚，还有珍贵的古旧经书，藏在核桃树洞里。可在父亲死后，不懂事的孩子们挖出来卖了或者烧了。那些家底折腾完了，家境也就从此式微了。

但农民还是农民，还得照样下地干活，照样生儿育女。巴桑和桑曲吉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生养了七个儿女。大女儿索朗卓玛现在五十四岁了，大儿子占堆也五十岁了。这两位儿女至今未娶未嫁，一直守在父母身边。我们的同事米玛是最小的，生于1985年。中间的四个孩子，则都已经成婚，分出去各过各的了。

巴桑现在的家，就是长女和长子守着，三个人一起过日子。农村体制改革后，这个家一共有九亩地，九棵核桃树，三棵苹果树，五十多棵桃树。这些土地和树林，就在他家的周围，很像是一处家庭农场。巴桑和两个孩子在九亩地上种植青稞、土豆和大白菜等，每年的核桃、苹果和桃也有一些收入。但是，靠土地产出，那是太微薄了。好在龙巴村这里还有虫草，虽然不如藏北虫草的品质，但那也是一项重要的收入。所以，每到春夏之交的时节，村民们都要上山挖虫草，儿子占堆也要去，一去就要一个多月，家里就只有女儿索朗卓玛守在身边了，给巴桑老人做饭，操持家务。

2013年，我还是北京援藏指挥部的副指挥，按照自治区党委要求，每位援藏干部都要与基层群众“结对子”。我就把米玛的父亲列为“结对子”的对象。这样，我正好还能找个借口下乡，去为牦牛博物馆找藏品呢。

西藏的社会状况，据一些青年学者讲，叫作“非典型二元结构”，就是城乡差别特别大，体制内与体制外走的是不同的两种发展路子，完全是两码事。就普通百姓而言，都想进入体制，端上铁饭碗。可巴桑这一家，七个孩子都没有能够进入体制内，只有米玛的二姐，在米林县的公路养护段勉强谋了份养护工的差事，嫁给了一个汉族人，很少回家，休假时会到四川成都去。最小的儿子米玛不甘心在农村老家混下去，很小就出来打工。这孩子很聪明，人品也特别好，又能吃苦。他先是到外面学画唐卡，后来又学会开车，到矿山上开大卡车，因为有老乡熟人，又被安排到藏北邮政局当投递员。当投递员不懂汉文不行，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又学会了汉语。因为米玛的驾驶技术比较好，赶上改革开放，他开着朋友的一辆车专门跑旅游运输，拉着汉族游客从那曲到拉萨，挣了一些辛苦钱。2008年，赶上拉萨骚乱，米玛看到那骚乱的场景太吓人了，感觉这一行也做不下去，便琢磨着改行，却一直没找到机会。直到2013年，他把旅游出租车卖了，来到牦牛博物馆筹备办公室，做上了一份临时工。我知道，米玛来到拉萨谋生，是很艰难的，他没有资本、没有住房，现在三十岁了，虽然有女朋友了，但也没法正式成家。

我心里很清楚，米玛是希望通过在筹备办的临时工作能够转为正式工，我也很希望是这样，但事实上这不可能，因为现在录用公职人员非常严格，必须通过考试。而我本人先是援藏干部，后是拉萨市委市政府的聘用人员，没有能耐解决米玛的公职人员身份问题。没有办法，只能暂时作为牦牛博物馆的临时工作人员维持着，我也不知道能维持到什么时候。所以，每次到加查县他的老家，见到巴桑老人，都很愧疚，只能从自己兜里拿出一点可怜的微薄收入来向老人略表

心意。

每次来到龙巴村，我都要问问巴桑老人，身体如何，有何困难。现在，西藏的城乡都实行了养老保险制度，但不知是具体办事工作人员搞错了还是怎么的，每年打给老人卡上的只有六百元钱，相当于每个月只有五十元，这么一点养老金能管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