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涅尔琴斯克的矿山

装完毕后进入营房，要求所有住在那里的罪犯一起逃跑……之后我们前往涅尔琴斯克扎沃德，在那里做同样的事：先夺走作战武器，释放狱中的所有罪犯，……然后要求矿上的所有居民加入我们……等我们的队伍壮大、武器增加后，没有什么能阻挡得了我们。之后，我们将经过矿山和工厂，沿途不断扩充人数，最终到达赤塔要塞，释放所有的十二月党人。40

这番供词集合了当权者惧怕的所有要素：一场暴力叛乱，领导者是一名经验丰富的军官，而且这名军官能够唤醒并释放出涅尔琴斯克十二月党人沉睡的革命性力量。通过类似的审问方法，另外两名罪犯费奥多尔·莫尔沙科夫和季莫费·涅巴姆尼亚什证实了这套说法，并承认自己在5月24日被戈利科夫招募到这场阴谋中。当天晚些时候，被指控为这场阴谋的领导者的苏希诺夫也遭到了逮捕和审问。41

在1825年12月底在基辅附近发生的短暂、血腥的切尔尼戈夫团起义中，伊万·苏希诺夫发挥了重要作用。苏希诺夫1794年生于赫尔松省一个中等收入的贵族家庭，15岁时加入轻骑兵，曾在拿破仑战争中战斗，因为战斗得到了七处创伤和一枚勇敢奖章。1816年，他从战场回到俄国，回国后，他因伤短暂复员，1819年，他被提拔为一名切尔尼戈夫团的军官。和很多从战场上回来的军官一样，苏希诺夫发现亚历山大时期的严格控制和日常生活中的等级秩序令人窒息。1825年9月，他的上级指挥官谢尔盖·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把他招募进十二月党人的南方协会。42

苏希诺夫远不能被称作革命英雄。切尔尼戈夫团起义失败后，他逃跑了，随后从藏身处给尼古拉一世写信：“陛下，请宽宏大量地原谅我和我的罪行。我既不是谋杀犯也不是野蛮人。如果我有罪，那么我的罪行只是遵守了穆拉维约夫-阿波斯托尔的命令。”苏希诺夫一直成功地躲过了抓捕，直到1826年2月15日才被抓获。当时，当局拦截了一封他向自己的兄弟要钱的信，随后他在比萨拉比亚被捕。他于2月26日在一个军事法庭出庭，法庭裁定他犯有“意图非法推翻现有国家制度”的罪行。尼古拉一世在1826年7月12日核准了他在东西伯利亚终身服苦役的判决。8月1日，在经过清洗和改革的切尔尼戈夫团官兵面前，苏希诺夫和他在切尔尼戈夫团的同志索洛维约夫和穆拉维约夫在奥斯特罗格城被褫夺了公民权。他们于9月5日出发前往西伯利亚。43

苏希诺夫和他的同伴直到1826年年底才抵达莫斯科，次年5月才抵达托博尔斯克。苏希诺夫旅途疲乏且对命运悲观愁苦，于是他向一名负责报告流放起义者的思想倾向的政府官员表达了自己的绝望和悔意。这些军官在途中屡屡患病，因而延误了时间，在路上走了一年半之后，他们终于在3月9日抵达涅尔琴斯克的捷连堆矿山。44仅仅两个月后，苏希诺夫便被指控策划了一起暴力反抗国家的阴谋。

在被审问时，苏希诺夫表明他认识被指称为他的共犯的人：从自己开始雇戈利科夫来完成自己的苦役劳动时他就认识戈利科夫，自己和博恰罗夫只是见过面。戈利科夫一直缠着他、马扎列夫斯基和索洛维约夫要钱，而且在逮捕行动的前一天，他们三人不让他进入他们的屋子。苏希诺夫断然否认自己曾让戈利科夫招募起义人手，表示自己从来不会设想“这种犯罪行为，而总是相信君主迟早会施恩，并且他一直以这种令人宽慰的希望来鼓励自己”。苏希诺夫推断，戈利科夫做出这番诽谤，是“因为他想要报复苏希诺夫，起因是此前苏希诺夫拒绝了他［要钱］的要求……而且不让他进入苏希诺夫的小屋”45。

一个星期后，戈利科夫和他的同谋者再次在矿山办公室受审，如今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有多不利，于是他们努力撇开原来的供词。戈利科夫解释：“虽然苏希诺夫曾说过要他们同他一起逃跑，但那只是出于对如此可怜的苦役犯的怜悯，［苏希诺夫］说，如果他处在他们的位置，他或者会立即逃跑，或者会自杀。”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喝醉了的戈利科夫动员大家逃跑，但是实际上他从没听苏希诺夫提起过任何实质性计划。他之前的证词是假的，“因为在喝了三天酒之后，他宿醉未醒，为了撇清自己便撒了谎”。涅巴姆尼亚什和莫尔沙科夫声称他们之前的证词是屈打成招。博恰罗夫表示他没听说过任何阴谋，声称当时喝得酩酊大醉，所以他不记得在酒馆里的谈话。46

然而，一旦告发和供认已经让一场阴谋成形，那么这场阴谋的存在便是难以否认的，罪犯撤回先前的证词也无法阻拦全面调查的开展。切尔尼戈夫采夫的上级丰·弗里施获悉这些指控后，不仅因为自己的辖区里可能出现的社会混乱而惊恐，还因为一个十二月党人参与其中而惊恐。他写信给涅尔琴斯克的军事指挥官列巴尔斯基，声称由苏希诺夫领导的“阴谋很可能是确实存在的”。随后，列巴尔斯基指导丰·弗里施加强捷连堆的警卫，并彻查这一事件。47丰·弗里施设立了一个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在戈利科夫撤回最初的供词的第二天来到捷连堆，他们负责“以最严谨的手段查清整个［事件］”。一位传言曾在涅尔琴斯克把两名流放者虐待致死的官员被选来领导此次调查。他和他的同事的调查活动仅限于一再审问嫌疑人，这符合尼古拉一世时期俄国的一贯司法程序。48

调查委员会刚开始工作，鲁达科夫的狗就有了重大发现。卡扎科夫的尸体似乎为他在5月24日提出的指控提供了确凿证据。嫌疑人被从捷连堆转移到涅尔琴斯克城，在那里，审讯变得更加残酷。在西伯利亚刑罚定居点，与神职人员的道德规劝相结合的殴打被广泛用作一种获取供词的手段。49所以，当丰·弗里施后来向圣彼得堡的上级报告称新的审讯伴随着“法务官员的直接劝说”时，这其实没什么想象空间。涅巴姆尼亚什是第一个屈服的，到6月22日，他恢复了原来的供词。其他人也很快这么做了。戈利科夫最终承认，他从另一个罪犯那里听说卡扎科夫举报了他们，于是他叫博恰罗夫用更多的酒把卡扎科夫引诱到离营房三十米的小树林中。然后，他尾随他们二人，用石头把卡扎科夫砸死。戈利科夫和博恰罗夫将尸体扔进一个废弃的矿井中，随后返回定居点的小酒馆继续喝酒。对于桦树条劝说方式，（前）贵族成员苏希诺夫拥有传统的豁免权，所以在他随后的审讯中，他是唯一一个没有改变自己的说法的被告。50

被指称的捷连堆阴谋于1828年8月传到了尼古拉一世耳中，当时他正在敖德萨消夏。沙皇对于十二月党人被发配到的矿山的条件感到震惊，这充分说明了他对他自己的刑罚定居点一无所知。尼古拉一世愤慨于“对矿山苦役犯的不力监管”，愤慨于涅尔琴斯克当局只是用桦树条轻微地惩罚醉酒的流放者。尤其令人惊恐的是，“罪犯苏希诺夫可以自由地行动……甚至有另一个流放者作为仆人为他效力”。沙皇立即下令设立一个军事法庭来审判被告，并明确地暗示，被认定有罪的人要被处决。到9月下旬，由四名军官组成的法庭准备好在涅尔琴斯克城审理这个案件。51

在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军事法庭的工作设定是，审判的命令就等于定罪的命令。诉讼程序是基于“审问原则”：被告的供认被认为是令人信服的证据。如果两名证人的证词一致就更好了。这个军事法庭现在收集到了一些证人的供词，这些证人在夏天已经统一好了口径。当然，通常来说，军官和缙绅的证词比社会阶层低的人的证词更重要。然而，正如法庭所指出的，苏希诺夫参与过十二月党人起义“已经足以证明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