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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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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5日,星期三我早晨5时即起床,并理好行装。6时30分,我与瑟斯顿夫人一起吃了早饭,7时动身去下关火车站。我们乘坐两辆汽车,学校送信的魏带着行李乘一辆车,哈丽雅特、李先生和我乘另一辆车。我们很顺利地通过了城门,只是李先生和魏被迫下车脱帽致敬。我们没费事就买到了三等车票。很高兴我买的是三等票,因为,我们的票是在最后一节车厢的最后几个座位,这比坐二等车厢凉爽多了。米尔斯夫妇坐的就是二等车厢。
  我们于下午2时30分安全抵达上海,等了约一个半小时才拿到通过检查的行李。我们乘出租车到了潘亭(Petain)大街7号。一路上并不太累。中国乘客也不像一年前那样,在火车上以及售票处备受欺辱。除了三等票之外,现在还有一二等车票出售,这样三等车厢就不那么拥挤不堪了。从南京到上海的路上,我们看到庄稼长势茂盛,稻田里一片绿油油的。我们目之所及,农田似乎都没有撂荒——农民确实是属于土地的,他们不管国家的政局如何变幻。沿线各车站周围有许多工事,让人感到侵略者是准备在此长期盘踞下去,绝不会轻易撤走的。
  7月6日,星期四~7日,星期五这两天我尽忙于琐事,不过,也很高兴和一些朋友聚了聚。
  到上海后,我立即设法办理去青岛的上岸许可证,据说这个证件是非有不可的。我到日本领事馆去了三趟,最后又等了两小时,才总算把这个证件办妥。在办证件过程中,我催请一位年轻的日本人是否可以办快一点,不然我就赶不上一次重要的会面了,而他却说: “军务不得草率。”真希望路上需要的全部证件已一应俱全——美国护照、上岸许可证、霍乱疫苗接种证明。倒霉得很,我弄丢了伤寒防疫证明和天花防疫证明,这些证明本可以省去我不少麻烦。我以后再不会这样粗心了。
  昨天下午,我们学校的35位校友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驻上海办事处和我聚会,今天下午,又来了1939年毕业的9位学生。我已事先写了信,所以她们知道我来。
  7月7日,这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两周年的日子,这一天平静地过去了,但是,仍能看到新增了一些措施,以防止突发事件。一车车的警察在大街上来回穿梭,到处都可见新增的小股警察在小巷里来回巡逻。
  星期四晚上,我参加了一次非常愉快的中餐宴会,由丽明夫妇和安娜小姐请客。除我之外,来的客人还有保罗夫妇、马克斯一家、米尔斯夫妇和古尔特夫人,亲爱的黄老太太也来了。
  7月8日,星期六~9日,星期天上午9时。我们乘出租车去了码头。我们所乘的船是英国巴特菲尔德斯怀尔(Butterfield睸wire) 航运公司的“森金号”。现在反英情绪高涨,如果我们不能在青岛顺利上岸,也丝毫不会让我感到意外。
  旅程舒畅、平静和安适。我和维克·莫西诺西的船舱很舒适,我们懒洋洋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呼呼大睡。美国军舰“吕宋号”上的杰拉尔德(Gerald)舰长及夫人也在船上,他们非常友好。
  今天(星期天)下午2时左右,我们上岸了。因为乘的是英国船,所以我们通过海关时颇费周折,不过还不算太糟糕。下午5时,我们终于安全到达了目的地,总算又安然过了一关。
  如果再能这样平安地回到南京,我就更心满意足,感谢上帝保佑了。青岛还是那么可爱,只是不太凉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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