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日,星期六我已经有一个星期不想写日记了。我真的累坏了,以至于觉得没有什么趣事值得写。感到累的原因之一是天气寒冷。2月28日~29日1940年为闰二月。下了一场暴风雪,到现在雪还没有融化,而此前的几个星期一直温暖如春。紫罗兰和三色紫罗兰正在开花,春梅也含苞欲放。由于天气骤变,今年可能结不了果实了。这种天气更令人放心不下因物价飞涨而买不起生活必需品的穷人。一想到这些穷人将来怎么生活就使人忧心忡忡。然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这也是件好事,因为,即使是那些社会地位最低下、最没文化的人,也看清了“东亚新秩序”的真实含义。
现在,我又要安排这一学期的工作了——勤工俭学计划等等。上周六下午1时~3时以及今天的同一时间,我都在监督学生进行教室大扫除。被选出来协助我工作的6位女学生很负责,她们因此得到了锻炼。我得挑选一位对此事很感兴趣的人,明年接替我做这项工作,在我看来,这项工作非常有益于培养人品。
昨天,那两个人从庐州回来了,身上背的东西看起来像是棉花胎,实际上是一条装满了羊毛的白色被罩。羊毛是从古尔特家剪来的。现在,我们准备教学生织毛线和染毛线。我们希望教会许多学生做这种活儿,然后,她们可以回家教其他人。我们精力不够,需要更多的人手。
芬兰节节败退使我们感到悲哀,然而,我们必须坚信战火的灰烬将孕育出一个更坚强、更纯洁的国家,因为,真正高尚的人经历苦难之后,会变得更加纯粹。
这星期,我和瑟斯顿夫人吵了好几次,这使我感到疲惫不堪。我承认,这些天我脾气急躁,而且也很累,但也确实是她惹火了我。她话里有话地说,很多事情是在过去的几年间就应该做完的,我认为,我们没有时间和力量做这些事。我们不能指望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地工作,因为,我们一直人手不够,而且,我们有规范的课程表,再花时间去收集教师的个人课程表就显得没有必要——这将浪费我们已经排满的时间。但是,我确实也不该为此发脾气。
上个星期一晚上,我太累了,6时30分就上床睡觉了,因此,错过了在美国大使馆举行的一场气氛热烈的音乐晚会。
我们想为邻里30个吃不饱饭的孩子开办救济班,但是,我们买不到足够的大米给孩子们吃。
程夫人对买米的问题一筹莫展。我们的米只够捱过3月份了,她拿不定主意,不知是现在买还是再等等看。她侥幸地认为,也许汪精卫来南京时,米价就会降下来。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不会来的,即使他来的话,也不会久留。真是一团糟!3月22日,星期五我已经有近3个星期没在日记上写一行字了。为什么呢?原因不止一个,而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我已筋疲力尽了。
3月7日(星期四)~3月15日(星期五),我一直在上海,其中有4天参加全国基督教教育年会,大概有20人出席了会议,有中国人,也有西方人;有来自敌占区的,也有上海本地的。遇到这些在教会教育领域颇有建树的人士,听他们报告主要面向中学制定的教育计划,我感到很有意义。
来自北平的代表对北平人的生活状况并不乐观。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不断上涨,穷人们简直活不下去了。
在上海的其余几天,我为我们的手工课程买材料,也为我自己买了一些东西。几天来,我一直为自己购物花掉的钱而感到心中不安,那么多人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亟须救济,而我却为自己花掉那么多钱,这样做对吗?上海的情形也令我心里不是滋味。大商店和影剧院里挤满了衣着华贵的中国人,他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国难当头,看到他们,我真受不了。他们不是在买生活必需品,而在买奢侈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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