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陕南的一场背后操纵的拙劣表演

1944年5月30日

四天来，我们一行人从潼关出发，与黄河平行向北行进，距山西那边敌人的前沿阵地从未超过20英里。

前三天，我们通过了一片富庶的黄土高原，眼前展现了中华大地早年的辉煌。这里的每个小镇都有其自身的悠久历史，它使北平也似乎显得不那么古老了。这里还呈现出小麦丰收在望，是十年来最好的年景。今天，我们翻越了高大的遍地铺满野花的黄龙山脉，然后进入了陕西北部。在这里，景物迥异，一切变样。高原是贫瘠的，分成一块块，种的是小米而不是小麦。由土坯房组成的村镇仍保留有上个世纪穆斯林叛乱可怕的破坏痕迹，那次事件造成大部分人口的消亡。共产党所有的也就是这样的一块地方。

黄龙山从南到北的变化不只是地理概念。虽然陕西中部谷地就处在黄河对岸日军前沿不远处，但这种情况已存在了几年，人们也习以为常了。由城墙围着的村镇，两边栽有树木的街道，星星点点的院落，看上去就像是从中国封建历史的鼎盛时期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肥胖富裕的人们知道他们那里有为有钱人准备的、摆满日本货的商店。被拉来欢迎我们的身着制服的民兵是唯一说明有战争存在的证明。陕北则完全不同。距日军驻地15英里，而距共产党地区50英里处的韩城，看上去很兴旺；没有战事的宜川镇，距离日军50英里而距离共产党地区仅10英里，却到处挤满了后备军。我们经过的这个地区的其他村镇都差不多。

我们一行四天来受到的有组织的欢迎是过分铺张了。每到一地都彩旗飘扬，通过长长的站得整整齐齐的人群，他们在暗示下高呼口号。每到一地，甚至是最穷困的地区，都有大幅的同盟军的旗帜，还有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和斯大林的画像，接待大厅有西式服务，有穿白大褂的侍从和小勤务兵，在他们的帽子上绣有象征胜利的大写“V”字母。欢迎团体的组成不外都是当地的参议员、商会会员、妇女、工农组织的代表——他们都穿着传统的长袍和黑马褂。从合阳和韩城来的农民代表声称他们各拥有150到200亩土地——而当地人平均只有五六亩地。一个韩城来的工人代表讲，他不工作而是“待在家里”。另一个从韩城来的妇女代表是一个半个月前才走马上任的地方长官的太太。另外介绍给我们的几个人是从共产党地区逃出来的，他们对我们讲述了第一手的切身经历或道听途说的见闻，不外乎共产党如何压榨老百姓，种鸦片，要不就是捣乱。一个人告诉我们红军如何在1935年杀了他父亲，当问到他们为何来到陕西农村时，那人回答说：“他们反对抗战。”[1]

虽然这里距共产党地区很近，唯一的交往是通过商人们有限制的买卖。这些商人持有两方面的营业执照。他们从延安带来食盐、煤油、蜡烛，也从国民党统治区带来非禁卖物品。这种买卖完全出于需要，对这一地区有相当的补益。譬如宜川的蜡烛比之重庆的又好又便宜，食盐如果不是从北边运来，就要翻山越岭地从沿海地区或从四川运进来。共产党地区有羊毛，但极缺棉花，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棉花根本运不进来。

明天，我们就要再次东行，翻山越岭，横渡黄河进入山西，到阎锡山老帅自1911年就控制了的山西省大本营克难坡。但他的大部分领土目前都在日本人和八路军手中。

注释

[1] 抗日战争自1937年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