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延安看国共谈判

1944年7月1日于延安

在政治上抱现实主义态度的人，真心诚意希望寻求一种现实主义的基础以贏得战争，所以一直认为，如果要在远东取得胜利，中国的国共两党之间最大限度的合作，既是必不可少的，也是不可避免的。在军事与政治上死气沉沉的时期，这个道理和别的事情相比显然黯然失色。但是现在在战争上连遭败北，甚至连那些不大信奉现实主义的人也从这种震惊中认识到，这是忽视在战时保持和加强全国团结所必然得到的惩罚，现在迫切需要纠正这种忽视的态度。

这条原则不仅是政治常识，而且也从中国抗战历史的种种事实得到证明。1937年迎击日本的决定和放弃为期十年的残酷内战是同步并行的。在日本早期取得的进展中，每一个关键时刻都促进了两党之间的合作。从1939年开始的五年相持阶段中，国内关系恶化，这种恶化得到的惩罚就是相持状况结束了，并不是由于中国的反攻而结束的——正确执行“以空间换取时间”的战略本来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反倒是由于日本在主要的前线上重新发起更加强大的进攻而结束的。中国军队无力抵抗，因为在这些年里不仅空间而且时间也失掉了——其中部分原因是由于日本和英、美作战，某些不负责任的国民党“乐观派”认为，胜利会不必在此地进行艰苦战斗而自动到来，因此就准备镇压共产党，而不是准备打日本。正是由于这种情况，在重庆举行的政府高级官员和专程去重庆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共产党员林祖涵之间的谈判，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延安，共产党官方的新华通讯社今天用访问共产党重要领导人周恩来的形式，发表了一项声明。周是授权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代表中央委员会说话的人。他说：“当林祖涵代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前往重庆准备就仍在讨论中的一切问题进行谈判路过西安的时候，国民政府派遣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张治中与今年早些时候曾率领代表团访英的国民党元老王世杰来和林接触。林抵达重庆以后，将我们党的书面建议交给张和王，请转交给国民政府。在政府的提议和我们的建议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正在考虑对那些提议的答复，并且希望找到合理的解决办法。合理的解决办法是指有利于团结、抗战和促进民主的办法。在这一原则之下，我们党愿意进行任何讨论。”

在这方面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在湖南危局达到顶点时到达中国的副总统华莱士，也觉得在云南大学的演讲中有必要指出，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强大、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中苏关系应当友好[1]；中国只有举国上下一致努力才能摆脱今天所处的极大困难。还不到一个月之前，这些学生近几年来第一次公开提出了在中国的大后方实行更多民主的要求。这次演说就是对这些学生发表的。

大家知道，学生的示威在中国通常总是一种重要的征兆，说明有非常广泛的运动。这可以由最近发生的一些事件得到证实：如“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的遗孀孙夫人和他的儿子孙科以及由国共两党以外的小党组成的民主政团同盟等发表声明，批评政府的政策。现在中国舆论和盟国的政策以及中国的民族利益都要求更加团结、更加民主，所以完全可以认为，只要用爱国和负责的方式处理问题，中国就有可能取得积极的结果，正如七年前抗战力量的蓬勃发展使得国共两党在民主抗日的基础上达成了停止内战和相互合作一样。

注释

[1] 美国副总统之所以觉得有必要说这番话，是因为在那个时期，国民党力图挑起苏美不和，对其中一国的外交官谈论另一国的野心，并且想让华盛顿相信，在中国拥护民主的人是“处在莫斯科的手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