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飞行员会晤中国共产党人和日本反法西斯战士

1944年7月9日

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轰炸日本和华北的活动日益频繁，产生了比以往更加强烈的必要：美军至少需要在中共部队中保持派驻联络官，如同它在其他战区的其他中国部队中派驻联络官一样，即使在目前的政治条件下无法采取其他在军事上有利于抗日战争的更加密切的合作形式。共产党领导的部队搜寻搭救了七个跳伞降落在从技术上说来是敌占区的美国飞行员，并把他们送到了后方，其中五个是5月26日他们驾驶的B—25在香港上空被击中后在广九铁路附近由游击队救出的，另外两个是5月6日在汉口上空的激战后被迫从P—51和P—58上跳伞降落在湖北中部由新四军救出的。

后者的情况，由于缺乏适当的联系工具而引起了很多麻烦。从1941年以后，中央政府就不承认新四军，结果，根据共产党方面的报道，护送这两个飞行员到司令部的小分队沿途不仅受到日伪军还受到中央军的进攻。不仅如此，新四军第五师师长李先念给共产党军队总司令朱德的军事报告指控，两个飞行员伤口痊愈后6月底被护送到后方去，随身带有新四军给美国当局的信件答应进一步合作，但国民党当局竟扣留了护送他们的共产党副官。

延安看来与华北和华中每一地区的游击队基地以及香港广州地区都有很好的通讯联络，因为当地报纸几乎立即刊登了无线电消息，详细报道了这两个飞行员如何得救，不过在此重复这些报道并不适宜。那些报道甚至写出了一些亲切具体的细节，如空军中尉巴纳德（我尽可能按中文读音写出的名字凑出这个姓来）在新四军给他吃饭并且对那种伙食表示歉意的时候，回答说“很好——就像妈妈平常做的饭一样”。

另一篇关于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支部的成员招待两个美国飞行员吃饭的报道则别有风味，大有预言的味道。这个联盟主要由日本逃兵和战俘组成，他们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许多人现在在各个游击队基地从事宣传和情报工作。

那位日本代表在吃饭开始之前说：“我代表我们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欢迎我们的美国朋友。对美国战争和对华战争是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只有军国主义分子才需要这种战争。我希望你们把这一点告诉美国人民。”

这一报道非常真实确切，说美国飞行员看到这种奇怪的情景，开头揉了揉眼睛，可是很快就热情地参加了饭后的“国际圆桌讨论会”。日本人问，美国人怎样对待日本战俘？一个美国飞行员回答说，俘虏受到很好的待遇，但是日本士兵似乎不懂得这一点——举出阿图岛[1]的集体自杀和其他地方的殊死战斗为例说明。然后这两个美国人说，日本人对待美国俘虏很坏，并问日本人是否恨美国人。一个日本人回答说，他的人民并不恨美国人，这次战争是东条发动的战争，还说，在日本的美国俘虏被看管得非常严密，老百姓根本不知道他们受到怎样的待遇。日本人也问美国人：美国人是否恨日本人？一个飞行员坦率回答：偷袭珍珠港事件使他们恨日本人像恨毒药一样。

日本人要求这两个飞行员告诉美国人民：并不是所有的日本人都支持军国主义分子，而且有些人，就像他们亲眼看见的那样，还参加了反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战斗。这两个飞行员答应尽力这样去做，还要求解放联盟在宣传中强调说明，落在美国手中的日本人受到很好的待遇，他们不用害怕投降。日本人答应他们要这样做。这时候两个飞行员回想起，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和另外的地方都曾遇见过十分正派的日本人，他们跟那些和他们作战的日本人很不一样。

报道最后说：“在会见结束时，大家都相互握手，每个人都对这场诚挚的谈话感到满意，并且懂得了他们在为同一个事业作战。这在两国人民之间产生了一条新的纽带，让东条和他那些法西斯分子灭亡，然后日本人民和美国人民就可以成为朋友了！”

今后，战争的命运可能会把更多的美国飞行员送到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基地和解放区去，其中包括山西、河北、热河、辽宁、河南、山东、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各省的广大地区，还包括北平、天津、南京、汉口和太原的附近地区，以及广东省广州和香港之间的狭长地区和海南岛的内陆山区。这些基地的规模和战斗力不仅是共产党人斗争的结果——人们在延安看到的伤员、战利品和来自前线的代表就证明了这种斗争的结果——而且从日本占领的城市逃出来的那些外国人也提供了大量的证明，这样的一些外国人跑过来了，而且还在继续跑过来，转道到大后方去。

注释

[1] 该岛位于阿留申群岛西端，1942年6月为日军占领，1943年5—6月为美军收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