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看到的陕甘宁边区

生产和作战 人民热情极高

边区最惊人的事情，就是他们在生产和作战方面的广泛动员。边区建立这种广泛的动员，用的方法差不多和其他地方完全相反——法令减少到最低限度，以村为民主选举的基本单位，减轻农民的田租和利息的重荷，由于农民对多做工作能多得剩余的信心提高，大大地鼓励了生产，由于提高了生产的愿望，合理的方法和合作社组织发展起来了，由于农民对保全并增加从未有过的幸福有了决心，便生长了一种极明确的自觉的抗日的爱国主义。

中共并不排斥私有财产，即使是地主的财产也一样。他们免去一切企业的税，来鼓励私人工业（地主和自耕农是缴付田赋的），虽然他们理论上反对地主制度，但他们并不因为那是偷窃制度而加以消灭。他们认为民族解放第一，用武力和法令来企图毁灭任何一个阶级，是只会使它投向敌人的怀抱去的。虽然他们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认为目前中国为供应前线而生产，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任何形式，国家的、合作社的，或者私人的，都要加以保护与帮助。这种政策，在战后他们还要继续下去，因为他们说，只有有了丰富的生产之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才能实现，中国目前没有这种条件，并且多年以内也不会有。

边区的耕地比中国西北地方要发达，人民的衣食都比别处好，有一些工业在发展中，那些地方过去是没有工业的。五年前，封锁切断了棉布的输入，当地又没有生产。从那时候起，农民受到棉田豁免田赋和保险收获的鼓励，开始耕种全区需要量百分之六十的棉花——以供给每个居民和士兵每年两套夏衣和一套棉衣计算。棉纱主要是靠妇女合作社来纺，靠新兴的织布厂来织成布。从南部输入的蔗糖断绝了，他们凭着实验用葡萄糖来制造糖，到明年足供每一个人的需要，过了明年，还可以有多余来输出。他们把黄河那边带过来的缴获的日本装备，加上知识和更多的热情，建立了鼓风炉和机械工厂。人民谈论着同封锁作斗争，以同样的热情，谈论着对日作战以及将来反攻。在所有中国人中，他们是唯一对战争不感到疲乏的。在延安，人们一星期中辛苦地工作六天，工业工人每天十小时，公务人员和学生每天十一小时。星期六的晚上，人民去看戏或者跳舞（秧歌舞与交际舞都很普遍）。

村选作基础 民主权力扩张

村选是直到边区参议会为止的整个制度的基础，由边区参议会选举政府。这真正代表了中国的一种革命。在其他区域，地主不只是乡村里经济的而且也是政治的操纵者，独占着最高权力，以及军事的统治，凭他私人的武装人员的势力，或者他的本领，他能指挥警察甚至军队去保障他的勒索，因为那儿没有代表人民的政府，不能希望当地法庭对一个可怜的目不识丁的佃农，给予很少人能得到的开庭权和公正的裁判，因此，地主的权力是无限制的。在边区，地主是一个村子里的一个公民，和其他任何其他公民一样，只有一票选举权。因为最大多数的选民是贫农或佃农，村议会和主席常从这些人中选出（虽然有时候人望较好的地主仍会当选），村里没有警察，由自卫队来执行职务，自卫队是村民自己的武装团体，有一个公选的队长，受制于民选的村政府。边区的地租，已经减了百分之二十五。最高的合法地租，是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十七。在其他区域的政纲和法典中，也有同样的最高租额，但因为地主在这方面拥有一切权力，所以没有一处实行的。在边区，由于权力在多数人的手里，实行得很严格。农民由一种标准的租契而更得到保障，这种租契由农民和地主签订，经过农会的证明。另一方面，地主收取合法地租的权利，也得到边区政府和解放区政府的法律和法庭的保障。（延安是陕甘宁边区的中心，该区有一百五十万人民，共产党领导之下的九千万人民的大多数，居住在中国北部、中部，以及南部的敌后十五个解放区中。）这里必须说明的，共产党不是政府，一般说来，整个机构中三分之二的代表，不是共产党员，当然，这是中国共产党所创造的。党的任务是吸收一切活动份子到党里去，经过农会等群众团体，以宣传、示范与教育，建立系统的工作。

军队勤生产 农民负担减轻

农民的田赋的重荷是减轻了，因为驻军、政府机关的人员、大学生，以及其他团体，都有荒地开垦，至少生产他们自己一部分的食粮，减少了对谷物征收的依赖性。我们去访问三五九旅，该旅已经开垦了二万五千亩田，得到两倍于他们所需要的食粮和棉花，剩余的东西，卖给政府或市场，将所得按照他们每人所花的工作日，平均分配。某路军部队中从连起，都选出经济委员会，管理军粮和公家正当支出等等。在这种委员会中，官兵处于同等地位，委员会必须计算各个士兵的需要，要做到这一单位的生产物，每个人有平等的分配。有些某路军士兵，把他们的生产利润寄回家去，有的投资合作社，也有交给委员会管理的，它的资本将用作购买土地或武器，好使士兵们在战后复员以后经营。但军队的主要事情，不是生产而是战斗，驻军是唯一能够这样做的，他们继续不断地受训练，只有在农季里工作。某路军在可能时就轮换，我们见到的这一旅，是在敌后作战过三年而回来的，他们在敌后几乎深入到海边，缴获敌人的武器足够装备它的作战部队百分之六十。

变工队合作——中国农业远景

陕甘宁边区是中国一个少有的区域，那儿有比农民更多的土地，土地是丰饶的，但每三年或四年，就难免遭洪水和旱灾，而在旧的社会制度下，个人耕耘太危险了，由于地租和田赋的困扰而毫无贮藏。一代一代都如此，只有死于饥饿，或者于第一次收获失败时就实行移居。某路军明白要在这种乡村里生存，必须在好的年成大大增加生产，使农民得有机会积有余粮，来度过荒芜的时期。一般人民被鼓励着组织“变工队”——一种农业合作形式，包括十个或十五个人和他们的牲畜——合理耕种，节约劳力，这对荒地的开垦是有利的。有十一个农民的一个变工队告诉我，从前，他们每人都要赶一部牛车到田里去施肥和播种，但现在只三个人就可赶所有的牛车，其他的人便能做别的工作了。过去在田里弄饭吃，差不多每个人要花两个钟头去生火，准备吃的东西，现在一个人做这一队人吃的饭，每天等于节省了两个人工。这些例子极多极多，结果边区内过去没有利用的几乎有一百万亩土地，由于十五万变工队员而都有了收获。现在边区的口号是“耕二余一”，大部分都做到了。农民们的仓库里平均都有了一年以上的余粮，而政府和军队自己的粮食，余留得更多。这不足为奇，因为一般人民工作得很辛勤，从前胼手胝足而毫无所得，现在，陕北的农民几百年来第一次凭自己的努力，能以恬静的心情来面向灾荒的年份。

“变工”制度的合作劳动，不但用于私有财产基础上，也用于私有制度以外的合作财产的新形式。变工队开的荒地，不属于私人的，而是属于整个组织的，每年的收获，在大会上依照记录着的每个人所耗的劳力来分配。这种结合并永久保持变工队的公田所有权形式，是未来中国农业的一个远景。

地主的资本转移到工业去

共产党农业改革方面最有趣的结果，是地主资本转移到工业去。因为佃农富有了，同时又可向边区银行借得低利的信用贷款，他们常常被允许去购买土地来自己耕种。地主呢，地租收入比较以前少了，但被工业投资所吸引，因如上所述，工业是免税的。过去几年谆谆教诲的新的看法，也已经起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