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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是一本经济学著作。但经济事件总是在某种政治背景下发生的。所以,如果不考虑20世纪90年代的基本政治事实,就无法理解几年之前的世界面貌。这个基本事实就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倾覆。社会主义不仅不再是一种统治性的意识形态,而且作为一种理念,它也失去了激荡人心的力量。
很奇怪的是,经典社会主义模式的颠覆始于中国。邓小平在1978年将中国带上了一条新的道路,而在短短的三年之前,共产党人还在越南取得了胜利,在短短的两年之前,想要恢复“文化大革命”的激进主义者才在中国国内的斗争中失败。这件事在今天看起来,仍然有些难以置信。也许邓小平自己也没有完全认识到,这条路将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变革;邓小平尚且如此,别国人就不用说了,他们过了很长时间才明白,10亿中国人已经平静地摒弃了传统思想的禁锢。事实上,晚至20世纪90年代早期,“聒噪阶层”还根本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巨变;当时的畅销书把世界经济描绘为欧洲、美国和日本“拼死相搏”的竞技场,中国充其量只被视为一个次要角色,也许只不过是崛起的日元区中的一员。
但是,人人都意识到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变化就是苏联的解体。
没有人真正明白苏联政权出了什么问题。“事后诸葛亮”的我们现在意识到,当时苏联的整个体制已是问题重重,其最终的崩溃是势所必然。但这个政权曾经在内战和饥荒的威胁下维持了统治,曾经在极为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打败了纳粹,曾经动员起充足的科学与工业资源与美国的核优势相抗衡。它怎么会如此突兀地消亡,竟然没有伴随着轰然巨响,在一声呜咽之中就倏然而去,这应该是政治经济学上最难解的谜题之一。也许苏联的解体只是时间问题:革命热情似乎至多只能维持几代人的时间,尤其是时间一长,人们就不再愿意以社会公益的名义排除异己。或者也许是由于,苏联宣称资本主义在走向腐朽没落,而资本主义一直都活得好好的,于是苏联政权的根基就逐渐动摇了。我个人有一个没有多少证据支持的猜测:亚洲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兴起以间接的方式深深打击了苏联政权的士气,因为苏联自称代表着历史发展的方向,而亚洲资本主义的兴起让这个说法更加站不住脚了。苏联打的阿富汗战争毫无获胜的希望,又让国家元气大伤,面对罗纳德·里根主持的军备扩张,苏联的工业也明显不是对手,这些因素显然都加速了苏联的崩溃。不论原因如何,1989年,东欧剧变,而到了1991年,苏联也解体了。
这场瓦解以或明或暗的方式影响了全世界,而所有这些影响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主宰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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