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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普洱茶开始在我国内地萌芽,主要以纪念茶和工艺茶为主,普洱茶的消费主要集中在上流社会、政界、商界和文化界中,此时的普洱茶主要是以礼品的形式在这些人群中流通。此时为普洱茶消费的萌芽期。
2000~2001年,随着普洱茶的慢慢普及,云南的普洱茶生产企业开始迅速进入市场,由于大部分厂家采用的茶青都是台地茶,再加上市场的迅速发展以及人们对普洱茶的认识不足,这一时期的普洱茶消费主要集中在普洱生茶。
2001~2002年,随着我国台湾、香港等地茶商陆续进驻最大的茶叶市场—广州芳村南方茶叶市场,由于这些茶商较早地接触普洱茶,经过他们的宣传和普及,喝普洱老茶慢慢成为消费主流,“喝熟茶、藏生茶、品老茶”的风气一时在消费者中流传。此时普洱茶的文化研究和推广宣传也逐渐展开。
2003~2005年是普洱茶的迅速发展时期,云南的普洱茶生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云南的千山万水之间,普洱茶进入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此时的普洱茶市场也进入一个你争我夺的混乱时代。收藏市场、拍卖市场迅速扩张,消费市场、礼品市场进一步囊括普通消费者。普洱茶茶叶产品从当初的台地茶、古树茶、野生茶等茶青的竞争和不同山头茶青的竞争,进入一个以品牌为导向的普洱茶竞争时代。
1993年4月是“普洱热”的一个分水岭。这年4月,“中国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首届中国普洱茶叶节”在思茅举行。来自9个国家和地区的181名专家学者亲临现场。会议最大的收获是解决了一个多世纪以来有关世界茶树原产地的悬案:世界茶叶原产地在中国,在云南思茅。后来,这些专家回去都成为义务宣传员,把普洱茶从思茅推向全国、推向世界。从1993年开始,思茅坚持每两年举办一次“中国茶叶节”,宣传普洱茶文化。事后证明,这一举措使思茅的普洱茶发展势头领先于云南西双版纳、临沧等主要产茶区。
此时,邓时海等一批台湾茶人的茶书相继出版,对宣传普洱文化起到相当大的作用。年份是普洱茶“越陈越香”的直接表述,也让普洱老茶获得巨大的升值空间,而文化的附加值让普洱茶在市场表现上有着更多的发挥余地。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云南省委、省政府就提出要把以食品为重点的生物资源开发产业作为四大支柱产业之一来建设,希望把“云茶”打造成继“云烟”之后云南省又一知名产品。这为整个普洱茶产业提供了政策环境。
2005年3月26日,沈培平当选为思茅市市长。他上任后不久,将思茅市定位为“世界茶源,中国茶城,普洱茶都”,并将普洱茶定位为思茅市的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就在沈培平当选思茅市市长的这一年,茶叶节的重要活动“马帮茶道.瑞贡京城”开始了。这一活动被誉为有关普洱茶的最大的行为艺术,沿着旧时的马帮进京的路线一路北上。媒体对此争相报道,在全国引起极大轰动,普洱茶在最大范围内进入全国公众视野。此后类似的“创意”活动层出不穷,用于文化宣传和商业运作。
知名度的井喷式提升和文化价值的赋予,让普洱茶在茶叶拍卖会上抢够了风头,一饼普洱茶从几十万到一百多万元不等的天价,成为人们的热闹谈资。虽然这一再被指为普洱茶商之间的“零和游戏”,但在“全民普洱风潮”下不足
为奇。
就在普洱茶稳步发展的同时,思茅市更名普洱市一事也冒了出来。真正提出更名始于2001年。当年4月,思茅地区文物管理所所长黄桂枢首次在全球普洱茶专家面前提出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的建议。
此后,更名的呼声日渐高涨,从民间热议上升到政协提案、人大议案。2005年根据思茅市人民代表大会形成的更名议案,思茅市最终做出了更名申报的决定。直到2007年1月21日,国务院批准同意将思茅市更名为普洱市。
随着追求功能性保健产品的消费者增加,普洱茶已经开始走出云南大山,从沿海城市风靡至北京,收购、囤积普洱茶的人士大有人在。
最近流传着一个普洱茶的故事:有个买家,前几年用一辆宝马3系的钱来买普洱茶,有懂行的人看了他的茶说,现在把茶卖掉可以换一辆宝马5系,但是再过几年出手,可以换一辆7系。普洱茶越存越值钱的说法,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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