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经济新气象（1）

世界主流经济运行方式发生了广泛而又深刻的变化，这成为改变未来社会生活形态的第二个重要历史性因素。过去30年，国际贸易与海外投资持续增长，增长速度达到各国国内贸易与投资总额增速的两倍，全球经济因而呈现全新气象。到2020年，欧洲人、美国人和亚洲人衣食度用所需要的产品与服务将主要来自那些发展速度快、工资水平低的国家，这些国家除了中国，还有孟加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巴西、波兰、罗马尼亚、突尼斯以及加纳等。在罗马尼亚，目前已经有雷诺、大宇以及戴姆勒—克莱斯勒投资生产汽车，有惠普和IBM生产计算机零部件，而宝洁、高露洁和可口可乐也在这里大展宏图。欧美人喜欢的可口可乐、固特异轮胎、宝洁化妆品也很可能产自墨西哥的生产工厂，先锋食品公司、美国铝业公司及可口可乐公司也都已经在加纳投资生产。

20世纪90年代学者与政治家们开始谈论全球化，然而，追本溯源，全球化其实从70年代就开始了，那时发达国家内部及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开始呈现出不同于过去几百年的新特点。导致国际贸易发生变化的原因之一就是，1971年美国单方面终止二战之后形成的固定汇率机制。西方跨国公司因而第一次实现了海外利润的自由兑换，而货币汇率此后也随着市场需求而灵活浮动。改变国际贸易特点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就在同一时期，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把原油价格提高了三倍。各大公司在削减成本的同时，纷纷睁大眼睛，在那些经济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寻找机会，因为在这些国家，除了石油，什么东西都比西方便宜得多。随之而来的就是海外投资规模急剧扩大。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在亚洲国家，欧美公司大大拓展了海外事业。由于人口增多，医疗条件改善，教育程度提高，这些国家从而拥有了技能熟练而工资低廉的大量劳动力。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量西方跨国公司已经在整个东亚地区广设工厂，输入技术。由于投资转移，美国、欧洲和日本开始丧失大量的制造业岗位，而亚洲新兴国家的经济奇迹却应运而生。

但是，那个年代并没有出现真正的经济全球化，因为当时国际经济联系主要发生在两大阵营内部，而两个阵营之间少有往来。一个阵营称为“自由世界”，主要包括亚洲、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它们主要向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出口石油、矿石、食品等产品，而发达国家之间交易的则主要是深加工的精细产品。另一个阵营包括苏联、东欧、中国、印度和古巴，这些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模式与“自由世界”内部大体相当。在长达50年的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彼此对立，经济上几无联系。

20世纪90年代，政治、经济彼此隔绝的两大阵营突然瓦解，因而改变了国际经济的基本形态。首先，1989年苏联解体，社会主义经济阵营由此瓦解。欧美及日本的各大公司第一次有机会进入拥有丰富劳动力资源的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当时正忙于解决大量新增人口的教育问题。对西方公司来说，不到十年时间，就获得了亿万劳动力资源，而其工资成本比雇佣本土工人，甚至也比雇佣亚洲新兴国家和拉美国家工人低得出奇，这在经济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到1990年，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已经举步维艰，国有垄断企业的低薪熟练工人生产不出西方人肯买的产品。随着共产主义在其诞生地轰轰烈烈地失败，市场经济成了这些国家乃至全世界的唯一选择。于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以美国为首的世界主要市场经济国家主导全球谈判，建立了新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从技术上说，WTO只是取代了原来的关贸总协定GATT，世界各国在GATT框架下为削减关税和配额已经谈判了50年。成立之初，WTO就雄心勃勃，目标远大，这是因为美国及克林顿总统坚信全球化潮流不可避免，全球性投资、全球性市场、全球性技术转移必将造福全球。

1995年1月1日，包括所有发达国家和巴西、韩国、孟加拉、肯尼亚等几十个发展中国家在内的74国正式成为WTO首批成员。有了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参与，WTO成立伊始即开展谈判，签署协定，协定涵盖各国经济生活的主要领域，要求各成员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必须履行各自义务。各国必须同意逐步取消限制外贸进口和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实现从家具制造到政府采购、从半导体生产到电信运营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开放。各成员国甚至还得同意修改法规，清除壁垒，给予外商国民待遇，确保外资、内资企业公平竞争。WTO要求的底线就是，一个国家要想成为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必须取消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政府对于国内产业的补贴和保护。

WTO给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他们必须抛弃国有企业的垄断体制，在各个领域全面开放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与本国企?的公平竞争。相形之下，中国开放的广度和深度都远超印度，结果是中国经济动力强劲，而印度恐怕在二三十年内难以赶上。另外，随着中印两个大国和其他数十个小国国内市场基本放开，新兴IT技术的飞速发展又大大强化了这些市场的开放程度，欧美和日本的跨国公司如今可以在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之间实现资本及经营的洲际转移，从而使得这些公司的供应商、分包商和消费者遍布所有发展中国家。

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既极大提高了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建设现代化工厂和商务机构的能力，又极大提高了西方公司生产技术和经营模式的移植能力。但是，诸如IBM及全球著名阀门制造商瓦特水利科技公司（Watts Water Technologies）等最早进入中国的西方投资商，并没有从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的早期合资企业获得多少利润，因为在当时的中国，运输手段原始粗放，政府官员任人唯亲，劳动力虽然便宜但很不可靠，本土传统商业习惯与西方现代经营模式冲突不断。不过，渐渐地双方都学会了彼此理解，相互适应。这种现象也不是中国所独有，在亚洲其他地区和欧洲中东部地区也是一样。到2000年，在那些拥有无限丰富劳动力资源的发展中国家，掌握尖端科技和经营方式的西方公司早已合法而高效地运作了，因为他们雇佣的大量劳工已经掌握了基本生产技能，而其期望工资又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

鉴于WTO在引发全球经济结构深刻变化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并且考虑到这些已经和即将发生的变化的剧烈程度，WTO每次召开年会时，遭到抗议实在不足为奇，出乎意料的是，这些抗议并没有愈演愈烈。

有了世界所有主要国家的参与，全球经济新态势必将影响到WTO成员国的发展道路和未来命运。到2020年，发达国家的重工制造业将会大量消失，不管哪个牌子的汽车、钢铁、电器，其生产都会从西方国家永远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运输成本高的重工产品会在那些临近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生产，比如中国之于日本、土耳其之于欧洲、墨西哥之于美国，其他大部分制造业产品会在中国及印度尼西亚、孟加拉这样的国家生产。当然，全球制造商仍然会在西方国家保留立足之地。因此，欧美与日本的汽车及计算机工厂并不会从本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彻底消失。然而，到2020年，欧美和日本将会失去那些与中国等低工资发展中国家直接竞争的制造业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