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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抢劫的又来了
咸平二年(999年)十二月,契丹骑兵又出没于赵宋边境,屠杀边民,掠夺财物,闹得宋朝边境鸡犬不宁,他们的胃口似乎越来越大,在交界的地方闹得似乎不过瘾,还常有小股骑兵深入到内地杀人放火、抢掠财物。
北方的告急文书,如雪片般飞向京城。
赵恒坐不住了,决定御驾亲征,他命令宰相李沆留守京师总理朝政,命大将王超为先锋,临行前,给了王超一幅行军路线图,叮嘱他按图行事。
这就是宋朝的一大特色,军队的指挥权永远掌握在皇帝的手中,带兵的将军只能在皇上预先画好的圈子里行事,谁也不得越雷池一步。
这次北伐,是赵恒做皇帝后的第一次御驾亲征。
大队人马行到澶州,赵恒亲自登城楼,上浮桥,视察澶州的防务,将甲胄、弓箭赏赐给近臣和将士,将锦袍、茶帛赏赐给澶州的父老百姓,鼓励他们同仇敌忾,共同抵御外敌。澶州的军民人等欢声雷动。
突然,前方传来噩耗,康保裔战死,所属部队全军覆没。
赵恒得此惊报,悲痛不已,决定停朝二日,以示哀悼。并下诏,追赠康保裔为侍中,这是个宰相级别的待遇,授予他的儿子康继英为六宅使、顺州刺史,康继彬为洛苑使,康继明为内园副使,康继宗为供奉官,孙子康惟一为将作监主簿。康保裔的妻室已经亡故,唯老母健在,赵恒又追封康保裔的妻子为河东郡夫人,封他的老母为陈国太夫人,并派专使到康保裔的家里慰问,赐白银五十两。
康保裔战死之后,儿孙都得到了妥善安置,老母和妻子也受恩封,这也算是朝廷给舍身报国的忠臣在九泉之下的亡灵的一点安慰。
《宋史》里有《忠义传》,传主近二百余人,康保裔列第一位。
随后,赵恒率军继续北上至大名府,传召傅潜到行宫,责问他为何拒不出战,导致康保裔战死沙场,全军覆没。
傅潜知道自己罪责难逃,只是一个劲地磕头请罪。
赵恒责令钱若水等人审讯傅潜的罪责。
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傅潜无可抵赖。
傅潜作为镇守边关的主帅,贪生怕死,不敢出战,坐观出征宋军的成败,使朝廷痛失良将等罪责,依律当斩。
钱若水等人公议的草案送上了赵恒的御案。
赵恒此时却动了恻隐之心,法外施恩,免了傅潜的死罪,改为撤销职务,流放房州,副将张昭允负连带责任,撤销一切职务,流放道州。
以傅潜贪生怕死,拒不发救兵,使良将身陷重围而丧生的罪责,判斩立决也是罪有应得,赵恒对此仁慈得似乎有些过分。而副将张昭允,本来是主战派,但无决定权,因傅潜获罪而负连带责任,并且受到与傅潜同样的处罚,似乎有些冤。
咸平二年(999年)年底,赵恒与随同出征的文武百官在大名府过年。
次年正月初十,范廷召等人从前方传来奏报,说契丹的军队得知大宋皇帝御驾亲征,知难而退,载着掠夺的财物和数万百姓,准备撤离宋境。范廷召等人率兵随后掩杀,追至莫州东三十里的地方,赶上契丹的大队人马,宋军奋勇追杀,斩敌万余,将契丹人掠夺的财物和数万百姓尽数夺回,契丹余寇已逃出境外。
赵恒闻报后非常高兴,下诏提拔范廷召为并、代都部署,李重贵提拔为郑州知州,张凝提拔为都虞侯。
杨延昭也因守卫遂城有功,升为莫州刺史。
赵恒还特地在行宫召见杨延昭,询问他边防守备情况。杨延昭对答如流,赵恒听后兴奋异常,指着杨延昭高兴地对群臣说:“杨延昭是前朝名将杨业的儿子,治兵有方,带兵守卫边关要塞,有其父风范,不愧是将门之后,虎父无犬子啊!”于是,厚赏杨延昭,鼓励他为国镇守边关,抵御外敌入侵。
杨延昭谢恩而退。
这一年的冬天,契丹再次南侵,杨延昭在羊山设下埋伏,并亲自率一队老弱残兵为诱饵前去诱敌,刚一交锋,不敌而走,将契丹兵诱至羊山宋军的伏击圈内痛宰一顿,契丹兵被打得丢盔弃甲,狼狈而逃。
在杨家将中,杨业名扬关外,他的几个儿子当中,唯杨延昭,也就是杨六郎威震边关。其余大郎、七郎,其实并没有什么战功,他们的故事,都是小说家们虚构的,正史并不见记载。
杨延昭也因为这一仗的战功被提拔为本州团练使。契丹人称杨延昭为杨六郎,此后打仗,只要听说是杨六郎的部队,便闻风丧胆,不战而退。
澄州刺史杨嗣也因屡战有功,与杨延昭同一天被提拔为本州团练使。
两人同受命为大宋国镇守边关,被边境的百姓称为宋军二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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