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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政策好不好?好得很。但中国的问题,往往坏就坏在理想主义上。这些新政策看起来很美,对将来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好处的,但一个良好的出发点未必能产生好结果。譬如“废除八股、改试策论”的举措,这本是这次变法中最值得称道的,但结果却是激起最强烈的反抗。
正如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所言,科举考试是涉及到“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和数以百万童生”的荣誉和进身之道,你康有为刚刚考中进士,却将这一数以千万人已为之奋斗或正为之奋斗的制度废除,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这些人所做过的努力付之东流,他们花钱买了那么多的考试秘笈,又花了这么时间熟悉八股科目,如今全部一笔勾销,毫无用处。
果不其然,废八股改策论的消息一传出,天下的读书人一个个激愤异常,口诛笔伐还不算,据说直隶的一些读书人甚至打算对康有为行刺,从肉体上消灭这个“名教罪人”!这样的结果,恐怕是康有为等人所始料未及的。
康有为太想当然了,他以为光绪皇帝往乾清门一站,“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谁要不服,重罚一人以惩其后。如此一来,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
更要命的是,在形势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康有为还要揪着清朝那条敏感的“国宝”级辫子大做文章。他上书光绪皇帝,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以今年为维新元年”。
对此,慈禧太后早就表示过强烈反对,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里记载了她的这样一句话:“若思日人之更衣冠,易正朔,则是得罪祖宗,断不可行”。这些政治符号,看似是剪刀加裁缝的简单事情,其实极为敏感,也只有在维新运动稳步推行的时候可以考虑更改,若试图以此来推动变法,岂是光绪和康有为等人所能掌控的?
由此可见,这一百多天里颁布的绝大部分政策,主次不分,贪多求全,又大都没有经过反复协商和权衡利弊便匆忙推出,这不但激化了各利益中人的矛盾,往往也使得这些政令在现实中不具备可操作性。
至于下面的各省督抚们,出了湖南巡抚陈宝箴力行新政,其他人对于这些新政诏令几乎视同儿戏,他们要么推诿敷衍,要么就干脆不予理睬。如两广总督谭钟麟,对变法期间“谕令筹办之事,竟无一字复奏”,经电旨催问,谭钟麟依旧是“置若罔闻”。
有人也许觉得奇怪,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非常积极,但为什么手下的那些官员无动于衷呢?对这事,康有为的弟弟康广仁曾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老兄变法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措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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