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勾心斗角（6）

那些新上任的外交官最不能容忍的，便是赫德对各国的新外交政策抱有微词。面对各列强高涨的划分势力范围甚至瓜分浪潮，赫德感到忧心忡忡，他经常在公开场合表示他对列强这种争夺方式的反对和反感。但是，他的声音很快被淹没在众多的喧嚣声中，那些新来的外交官对赫德大惑不解，甚至暗地里讥讽赫德徒有虚名。后来，赫德也就干脆选择了沉默，他给英国政府提供的局势分析也变得云遮雾障，晦涩难懂，让人感到高深莫测，不知所云，令英国外交部十分不快。从这段时期的赫德日记来看，赫德所记载的内容确实让人感到头疼，不知道他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对于赫德的状况，相信总理衙门也会感到十分的失望。

至于法国主教樊国梁，他是在华外国人中可以与赫德旗鼓相当的人物。樊国梁是法国遣使会会员、天主教北京教区的大主教，他执掌北京城北那座著名的西什库教堂已经有30多年的历史了。他曾写过一本享有盛誉的书（即《北京指南》），以至于每个重要的外国人物来北京，都要因为他的权威和对中国事务的了解而前来拜访他。事实上，樊国梁在清廷的地位也颇为显赫，他还曾接受过清廷授给他的官衔。

樊国梁之所以没有在1900年的事件中起到好的作用，很大一方面原因是义和拳的针对对象首先的教会和教民。在1900年之前，樊国梁通过传教士的各种渠道了解到事态的发展并为之而焦虑，而这种焦虑在外国人之间很快便转化为外交官的压力。在樊国梁夸大其词的描述下，北京的那些外交官也由之陷入了一种几近恐慌的气氛，这对后来的决策多多少少起到了不该有的误导作用。

由此看来，庚子年的灾难，板子并不能只打在那些愚昧迷信的拳民和颟顸无知的满清贵族及守旧大臣身上，所谓一个巴掌拍不响，那些对中国国情毫无了解的外国公使们，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