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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批改”是斗争、批判、改革的简称,这是毛泽东在“文革”早期对“文革”理想目标的初步设计,即对“文革”应解决的问题和步骤的整体概括,也是为了强调“文革”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理性的政治运动的草图式工程说明。1966年7月29日,周恩来在北京市大专院校和中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提出的“文革”三项任务:一斗、二批、三改。
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有完整的说法:“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其后,“斗批改”的内容又不断有变化。1967年“斗批改”曾一度被作为促进两派联合的手段。1968年9月全国各省市建立革委会后,又宣布进入了“斗批改”阶段。《人民日报》、《解放军报》9月7日社论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精简机构、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下放科室人员,工厂里的斗、批、改,大体经历这么几个阶段。”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六厂二校”经验作为“斗批改”的样板。后来被九大正式规定为工作任务、目标。
林彪集团的倾覆造成新一轮权力更替,“斗批改”被中断、打乱,进入“批林批孔”运动,“斗批改”就销声匿迹了。以后的整顿恢复秩序,初见成效,但主事者邓小平面临又一次被打倒。“文革”就像脱了缰的野马,漫无目的地狂奔。仍然是运动不断:以各式“斗”、“批”为动力的政治运动,冲决、破坏了既定秩序,却没有“改”的内在合理性,没有建设新世界。
“斗批改”三个字可以概括“文化大革命”的全过程,至于怎么斗怎么批怎么改,都得跟着上头的“战略部署”进行,换句话说就是跟随着“指挥棒”转。这就难免把许多人“转”得晕头转向,离“棒”远了转得慢了就成了“态度消极”,这种状态很容易被理解为“抵触情绪”,找不到“阶级敌人”就用这种人来填补“空白”,用老百姓的话说就叫“替死鬼”;离“棒”近了转得太快了也很危险,因为那是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漩涡”,“水性”稍差一点儿就容易被呛着,更有甚者就会被“灌死”。所以说“文化大革命”是风险最大的运动,有许多人就因为一句话说得不得体,就被上纲上线打进了“十八层地狱”。
“文化大革命”中的“斗批改”,不仅有广度而且有深度,有的已经“深”到家庭里面去了。那年月,社会上有风家庭里就有浪,许多家庭也成了“斗批改”的前沿阵地。现在我们有些事情如果看不惯,在单位不能说、不爱说就回家去说,说了以后就能出口气,缓解情绪。可在那时回到家里也不敢出气,因为家已经不再是“避风港”了,过去不单防备的是“隔墙有耳”,而且家里就有“耳”,有人在家里说的话却成了会场上的“揭发材料”。“文化大革命”把许多人变成了“教徒”,孩子揭发老子、妻子揭发丈夫,同一个屋檐下“划清界限”已经成了时尚。许多家庭也开始有了路线斗争,特别是搞派性斗争的时候,社会上分派家里也分派,社会上搞武斗家里就搞“嘴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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