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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知青上山下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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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国也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城市化程度越来越深入。城市利用现有的资源大力发展和壮大各种产业,大批农民涌进城市里找活干。这样一来,既帮助农村解决了人多地少难题、安置了大批无地可种的“闲人”,又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充实了城市的劳务市场,解决了城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候鸟式”的农民,也算是一举多得找到了城乡交流的好办法,农民进城就好比是进了“学习班”,打工的本身就是经风雨见世面,开阔了眼界再回去后有的就成了致富能人,城里的文化资源向着广大农村传播和扩散,农民工就像蜜蜂采蜜那样在城乡间飞来飞去。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有着不同的社会潮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都被鼓励到农村去,他们在欢送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满怀激情地奔向广大中国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知识青年们“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当时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地方很多,山西、陕西、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省区居多,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大部分“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当地的农民一起干农活,完全遵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锻炼自己。这对于这些出生在城市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还有一部分“知青”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1977、1978年大批知识青年开始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年代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也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知识青年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和共和国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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