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知青上山下乡（1）

现在我国也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城市化程度越来越深入。城市利用现有的资源大力发展和壮大各种产业，大批农民涌进城市里找活干。这样一来，既帮助农村解决了人多地少难题、安置了大批无地可种的“闲人”，又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充实了城市的劳务市场，解决了城市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些“候鸟式”的农民，也算是一举多得找到了城乡交流的好办法，农民进城就好比是进了“学习班”，打工的本身就是经风雨见世面，开阔了眼界再回去后有的就成了致富能人，城里的文化资源向着广大农村传播和扩散，农民工就像蜜蜂采蜜那样在城乡间飞来飞去。但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不同的历史阶段就有着不同的社会潮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都被鼓励到农村去，他们在欢送的锣鼓声和口号声中满怀激情地奔向广大中国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1966、1967、1968年三届学生，后来被称为“老三届”）大部分前往农村。知识青年们“满腔热血”地投入到这场运动中，所谓“满怀豪情下农村”，“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当时全国城市居民家庭中，几乎没有一家不和“知青下乡”联系在一起。


上山下乡的地方很多，山西、陕西、云南、贵州、湖南、内蒙古、黑龙江等省区居多，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远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大部分“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和当地的农民一起干农活，完全遵从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习惯，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锻炼自己。这对于这些出生在城市的学生来说，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还有一部分“知青”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准军事化生活。1968年底，中苏关系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

“上山下乡”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1977、1978年大批知识青年开始返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特殊的历史年代为一代青年提供的一条特殊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有宝贵青春的荒废，有美好理想的破灭，有生活信心的动摇，也有一代知青的奋斗业绩。在国家最艰难的岁月，知识青年和当地人民一起，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和共和国一起度过了最艰难的时刻。较之后来的青年，他们更多一些对人生艰辛的领悟，更多具有吃苦耐劳的品格。“知青”二字已不是单纯字面上的含义，而是那段特殊经历赋予他们的一种“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