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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扳倒吕夷简，范仲淹开始反省，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份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太后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颈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决定直接拜见王曾。而王曾只给他讲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当家人就是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这句话是范吕之争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王曾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漫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应该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这个时候范仲淹己经46岁了！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那是因为正好有辽国的使者进京，这位仁兄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帖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而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御史台里的侍御史韩渎出面，奏请皇帝在朝堂之上树立一张榜，那就是有名的“朋党榜”，范仲淹的成分变复杂，一边是伟大的君子，一边是结党的小人，以他为典型，从此严禁结党营私，组建非法小集团。尤其是强调一点，绝不允许百官越职言事。

至此总结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的奋斗应该说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范仲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他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这样轰轰烈烈的君子整风运动，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飘过宋朝的边境，就会发现它们分文不值，异族人己经野心膨胀，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兴衰关头了。

同年十二月二日，河东方向大地震。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地震的余波直到第二年仍在继续。地震的危害，古今相同。但是在宋朝，立即就有人把它跟政治上的贪婪腐败联系在了一起，言官、大臣集体上书，要求改变目前的局面，宋祁、韩琦、苏舜钦、叶清臣、张方平、张观等人就是这些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抨击时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当时一些士大夫为范仲淹等人鸣不平，屡屡上书皇帝。兴起了朋党之论。宝元元年十月，宋仁宗下诏禁止这种现象，宋仁宗的诏书说范仲淹等人被贬并非诋毁宰相吕夷简，而是涉及拥立太子之事，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才渐渐平息。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的范仲淹。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