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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能扳倒吕夷简,范仲淹开始反省,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的干系也很大,可以说此人是当时宋朝唯一能对抗吕夷简的人,无论是资历、威信、名位还是在皇帝眼中的份量,都只在吕夷简之上,如果他能及时动手相助,吕夷简早就卷铺盖回家了。但让人愤怒的是,这人从始至终袖手旁观,根本无动于衷。这个人就是王曾。以他当年对抗丁谓,制约刘太后的声望,以及曾任7年首相的资历,无论从哪一点来说,吕夷简都无法望其颈背,如果他适时出手,吕夷简绝对没法举重若轻地胜出。至少王曾说话,他得一条条地回答,小心谨慎,如履薄冰
本着这个原则,范仲淹决定直接拜见王曾。而王曾只给他讲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手握国家权柄的人,如果只想让大家说他的好,不让大家说他的坏,是可能的吗?
这是在说,吕夷简一定是坏人吗?他做的都是坏事吗?当家人就是泔水缸,做得越多,就越招人嫉恨,只有什么都不做的人,才没人讨厌!一语惊醒梦中人,范仲淹猛然自省,自己做的都是对的吗?一些最基本的,平时绝不怀疑的原则观念在他的心里升出了问号。这句话是范吕之争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契机,王曾的回答就是范仲淹超越欧阳修、韩琦等同辈,甚至远远超过王安石、司马光等人,成为宋朝三百余年间第一人的根源所在。
是做圣人,还是做事?是想建设,还是在破坏?回想这些年,他在地方上的确又治水、又救灾,做了很多的实事、善事,可是只要一进入京城,就立即投入了破坏之中。比如说,他按着这样非黑即白的观念继续做下去,扳倒了吕夷简之后还要再做什么?再去扳倒谁?一生就只是在打压、攻击、漫骂中过日子吗?
谁做事,就在边儿上铆足了劲等着挑错,这样的人,就是君子吗?观念的改变,带来思维上的飞越。范仲淹再不用王曾解释什么,就应该想到了王曾不出手的更深一层的含意。
比如说王曾出手了,那就是大宋朝的首、次两相之间的对抗,以前有太多的例子证明,只要出现这样的局面,无论对错,都是同时下台的结果。那样是解恨了,可国家谁去管?民生谁去管?大宋朝堂从上到下,打成一锅粥,就是你范仲淹的盼望?
宰执之臣,雍容大度,必须从全方位考虑事情,黑、白之外,还有千万种色彩,要走那条对国家、对朝局最有利的那条路。
所以王曾选择了沉默,至于说什么君子、小人、奸邪,见鬼去吧,没有这些珍稀动物,不分得这样清,赵匡胤也把宋朝的天下打下来了,赵光义也活得很快活。
当天范仲淹心神恍惚地离开了王曾,他似乎看到了另一条道路,可不知该怎么去走。但走,是一定的了,他必须离开京城去饶州。这个时候范仲淹己经46岁了!
范仲淹走了,在他身后的京城里还有一些事情要交代,由他引起的第一次朋党干政风波还没有收尾。不光是欧阳修等人宁死不屈,发贬到远边地区去当官都一点不在乎,就连京城之外也出了问题。西京洛阳方面的推官蔡襄写了一首诗,题名《四贤一不肖》,四贤就是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四位大君子,那位不肖就是知谏院的右司谏高若讷。蔡襄此人文才极高,这首诗迅速从西京波及到东京,又向东京辐射全国,最后竟然连百年好合的友邦辽国也被惊动了。
那是因为正好有辽国的使者进京,这位仁兄花重金请人抄写了这首诗,回到幽州之后,就帖到了城门上,让所有胡汉居民观看――大宋朝里好热闹,文化太昌盛,连骂架都可以写成诗!
而大宰相吕夷简的愤怒也终于表露了出来,他授意自己的亲信,御史台里的侍御史韩渎出面,奏请皇帝在朝堂之上树立一张榜,那就是有名的“朋党榜”,范仲淹的成分变复杂,一边是伟大的君子,一边是结党的小人,以他为典型,从此严禁结党营私,组建非法小集团。尤其是强调一点,绝不允许百官越职言事。
至此总结一下,范仲淹和他的朋友的奋斗应该说也有了些成果,最重要的就是让范仲淹的心灵得到了升华,他的成熟,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宋朝之幸,更是宋朝子民之幸。但这样轰轰烈烈的君子整风运动,如果站得稍微高一些,目光飘过宋朝的边境,就会发现它们分文不值,异族人己经野心膨胀,磨刀霍霍,快到生死存亡的兴衰关头了。
同年十二月二日,河东方向大地震。而且这还只是开始,地震的余波直到第二年仍在继续。地震的危害,古今相同。但是在宋朝,立即就有人把它跟政治上的贪婪腐败联系在了一起,言官、大臣集体上书,要求改变目前的局面,宋祁、韩琦、苏舜钦、叶清臣、张方平、张观等人就是这些士大夫的典型代表,他们纷纷发表自己的意见,抨击时政,要求朝廷改弦更张。当时一些士大夫为范仲淹等人鸣不平,屡屡上书皇帝。兴起了朋党之论。宝元元年十月,宋仁宗下诏禁止这种现象,宋仁宗的诏书说范仲淹等人被贬并非诋毁宰相吕夷简,而是涉及拥立太子之事,从今以后,朝廷内外官僚凡上书论及范仲淹被贬一事者一律按朋党论处。从此以后,朋党之论才渐渐平息。
自从原来臣服宋朝的西夏国主李元昊称帝,公开与宋朝对抗以来,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就非常吃紧。韩琦从四川刚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康定元年正月,元昊大举围攻延州,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被诬为“荐引朋党”而被贬的范仲淹。五月,韩琦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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