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匡政：《中国时代》的历史视角与真实

这是本独一无二的书。100万字，上、下卷，汇集了美国六大报刊对中国100年来重大历史事件的报道与评述。这些报刊多数人听了都会耳熟，如《纽约时报》《时代》，如《华盛顿邮报》《纽约客》和《新闻周刊》。它们是怎么说中国的？它们是如果看待那些对中国人来说，极其重要的历史时刻的？我想人们一定会好奇。对喜爱历史的人，能换一个视角来重新观察那些重大事件。对不关心历史的人，它如同一部认知中国的历史小说，因为它有鲜活的细节，有让你觉得新奇的叙述口吻。这本书就是作家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中国时代1900—2000》。

这是一本拿起来，就让人不忍释卷的书，书中确实有很多妙趣横生的历史细节。比如说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谈判，这是他第一次坐飞机，而飞机是蒋介石派出的。下机后，别人问他坐飞机的感受，毛泽东不屑地说：“效率蛮高的嘛”；比如1947年700个大学生为抗议当时物价高涨，冲进了南京总统府，结果竟是冲进政府的饭厅，把官员们的午饭一扫而光；再如1948年美国记者采访镇守太原的阎锡山，问假如共产党攻进城怎么办？阎向记者展示了一个纸盒，里面有500小瓶氰化钾，阎锡山拿出三瓶说：“这是给我和家人准备的。”其余的他准备给随从和家丁，那份绝然跃然纸上；讲到1970年升至总参谋长的黄永胜，也很有意思。美国记者观察到，他出席外交活动，要看着周恩来才知该站在何处。一次，一个外国来访者惊讶地发现，黄永胜虽穿着制服笔直地站在那里，裤角处却露出了蓝白条睡裤。像这些细节，国内历史书中很少出现，在书中却比比皆是。

这些史料肯定也会受到史学界的欢迎。从上个世纪末，历史学发生的一个最深刻的变化，就是没人再敢把某种单一的历史观，称作是历史发展的主线了。对历史研究而言，那种只有一种权威说法的年代也在逝去。人们通过越来越多的方法和途径，来接近历史，历史学的领域也被一再扩大。一个最明显的表现是，统一的宏大叙事开始退场，历史学呈现的更多是一种片断式的研究，关注的中心也各不相同。

然而对历史的认知，从来就是人类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只有通过历史，每个人才能从一个更为广大的人群中，找到自己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明白自我与他人的差异。在每个国家的文化定位中，历史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文化认同的最终形成。从任何角度说，一个国家如果缺乏或扭曲了对于历史的记忆，都是一件悲哀的事。这也是近年来民间历史热的一个真正动因，民众需要从历史中找到自己心灵的归属与认同。因为一个生命，只有从统一而连续的精神长河中，才能感到了自己行动的价值。只有野蛮人不在意自己的历史，不在意发现自己在历史中的优势，这也是野蛮人野蛮的原因。

这本书的主编师永刚，这些年一直在对历史的普及读本，做着创新的尝试。从他主编的《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热销开始，他就显示出异于常人的嗅觉和思维模式。他总是能找到一个新奇的方法，来吸引更多的人对中国近百年的历史发生兴趣。他做的或许只是一个历史学的向导工作，但我认为这个向导对于时代的责任，要远比那些深奥的学术研究更为迫切和重要。人人都发现这是一个价值观缺失的年代，殊不知价值观的缺失，追根溯源，还是因为我们历史观的模糊和混乱。很长时间以来，历史成为意识形态操纵和利用的对象。我们只知道历史记忆的政治正确，而忘记了历史对生命所承担的文化和道德责任。只有当历史记忆能在公共空间中，自由地展示、交流和反思时，才能最终形成有价值的集体记忆。如果这个渠道不畅通或被人为地阻隔了，意味着过去生命所经历的那些苦难、不幸、悲伤或欢乐，都白白流逝了，并没有成为人们可以分享的集体记忆。这时，人们对探究苦难的根源，会表现得异常冷漠，同样，对良知和正义的感受也会趋于麻木。

所谓的世衰道微、礼崩乐坏，就是指历史观与价值观的这种缺失，所以孔子当年会作《春秋》。历史不仅是人们现在行动的参照，更是发现未来的坐标。对我们认知历史来说，一切历史材料都是重要的，无论它多么间接和次要，对我们复原一段逝去的时光和精神，都具有价值。我们对历史复原得越清晰，那些苦难和幸运就会越容易转化成我们可以享有的遗产。然而人们在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时，往往会因为热爱，带来认知的偏差。人们总喜欢寻找历史中那些让人激动和骄傲的部分，故意忽略那些邪恶和苦难之处。虽然这是种自然的情感，但如果这它带我们偏离了对历史真相的发现和理解时，也就构成了对集体记忆的伤害。虽然它往往会顶着爱国主义的帽子，但仍然是真理的敌人。

所以，对祖国历史的领悟和学习，不能孤立与封闭自己，更不能视角单一。不仅要同世界历史相关联，更需要借用他国的眼光，来反观自己的历史。这样在辨别那些大是大非或大真大伪的历史问题时，才能更为客观，结论也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推敲。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时代》对我们理解近百年的历史，做了一件极具探索价值的事。历史事件是无法重复的，只有汇集各种视角的资料，只有拥有各种类型的历史证据，我们才可能逼近历史的真实。其实历史的张力，就存在于这种视角的差异中，我们对这种差异了解得越充分，对自身的把握也就越清晰。

我们可以盲目地热爱自己的祖国，但不能盲目地歌颂祖国的历史。对历史来说，曾经的灾难不是巧合，幸运同样不是从天而降的，这是任何人无法回避的。当人们不允许从多视角来澄清历史记忆时，往往意味着谎言和压制的开始，这时真理和真相便成为被扼杀的对象。这是我读《中国时代》最大的感受。

历史是神圣之地，是神奇之地。我们多一份对它的认知，也就会多一些对今天的理解力。恢复历史真相，也是一种行动，而且是一种悲壮而沉重的行动。从《中国时代》经历的长时间审核和大幅度删节，我们就能感受到这一点。我盼望着能早一天读到它的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