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中国版《光荣与梦想》

这本书的起源简单，直接，甚至有着某种难以言明的偶然。

2000年的时候，我开始有意识地在图书馆里集中阅读美国的《时代》周刊与《新闻周刊》，这两本著名的杂志成为我要参与创办的一本新闻杂志的样本，研究它们，成为我的一个作业。那时候，我渴望从这些号称是杂志世界的某种标杆的样本中，找到新的杂志语言。

我相信，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对于这个国家的表述与记录。在最初我接触到的2000年的《时代》杂志里，有着众多的关于中国的记录。那些记录呈现着一种对于中国理解的陌生感，显然这种美国式的中国观令我好奇。我开始一本本地倒着阅读可以接触到的所有旧的《时代》杂志。那些旧的故事组成了一个倒述的中国现代史。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利用更多的时间，在香港的一家著名的图书馆里，阅读到了那些旧杂志，我以自己有限的英文，查阅了《时代》关于中国的记录。自上世纪创刊至今，这本杂志至少有上千篇关于中国的记录。从孙中山的革命到民国的命运，蒋介石的兴起，毛领导的中共的步伐，宋美龄的美国演讲，建国后的局外人的视角，“文化大革命”十年的美国旁观者的记录，以及他们关心的中国与美国的外交运势……一个陌生的、连续的、属于美国人发现的中国，扑面而来。而这本杂志关于中国的文字至少有五百万字。

同样的发现，在另一本略迟于《时代》10年创刊的《新闻周刊》上。这本杂志对于中国的记录虽然没有那样系统，但它重磅式的独具一格的报道，以及对于中国政治的现实描述，仍然有着新的阅读感受。这两本杂志所描述的中国正在发生或者已发生的历史，令人深为震憾。

我亲身经历过的历史，在这两本杂志上呈现着被遮盖与误读的一面。同样的一件事，《时代》说着另外的话，并且报告着这件事的美国人的发现。而我看到的与他们描述的事情，竟然如此不同。同一件事的中国报道与美国说法，开始呈现着事物的多面性，而后一种给我的震荡尤其巨大。这种发现，在我接触到《纽约时报》的时候，则给了我另外的感受。这个创刊150多年的报纸，几乎连续不断地刊载各种关于中国的新闻1000多篇，文字达到近600多万字。而学者郑绪源先生编就的《帝国的回忆》，则是这份世界上影响巨大的新闻纸上的一个简要的历史现场重现。

美国的媒体对于中国的报道，事实上几乎就是一个群体的围观行为。较早的与《时代》同属一家公司，并早已倒闭的《生活》杂志，则用影像记录着中国。据我的不完全统计，这本杂志上刊发的各种关于中国的报道与图片至少有1000多幅。《纽约客》与更著名的《华盛顿邮报》也在不同的时期加入到对于中国的记录中。这些发现开拓了我对于中国的认知，至少这些美国的新闻报刊群对于中国的描述，给我带来巨大的震憾。他们发现的中国竟然是这样的。

对于正在开放的中国人，以及渴望得到世界认知的中国，同样渴望看到世界对于中国的发现，尤其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看法，即使这种看法带着偏见或者误读。美国式的中国历史，对于正在行进的中国，至少是一个重要的《参考消息》式的报告。

我想知道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以及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如何围观中国的方法，也许，我们需要一本原始的，没有任何修饰的美国人对于中国历史的记录方式，不管这是一种偏见还是洞见，不管是一种真知还是误读。

这是我编这本书的一个基本动力。

从2001年6月开始，我想通过对于美国的这几家主流报刊的报道，编选一部由美国媒体撰写的中国现代史的著作，力图以这几家媒体群的原始资料重现一个世界大国之编年史的尝试。期望寻找到这些主流媒体群对华报道对美国主流社会形成美式“中国观”的影响线索以及他们对中国的记录方式。当时的考量基于中国缺少一部西方人撰写的中国现代史。著名史学家史景迁以及更多的包括将历史写得生动的黄仁宇等撰写的书，已成为某一部分西方汉学家的发现，但那些发现仍然代表着某种学者的想象，和从中国旧书中发现的读后感而已。再者，富强自信起来的中国人越来越在意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发现与意见。但国内可以出版的这些西方关于中国的研究，或者媒体对中国的记录，大多止于20世纪30年代以前，更新的关于1949年后的中国，以及那些真正影响到中国进程的土地改革、“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毛泽东、邓小平们所连接起来的历史，则成为一片空白。尤其是对于建国60周年，以及“五四运动”90周年的中国来说，这样一部文献则显得尤为重要。

但最初只是一个简要的搜集这六家美国报刊群上的资料为主的编年史体的报道集的基本设想，到最后形成这个达百万字规模的经过重新写作的长篇中国现代史记，则经历了非凡的艰难与卓绝的痛苦工作。本书自零一年九月开工，最先拟从《时代》入手，但这本杂志由于漫长的历史绵延，搜集资料的工作相当困难，相当多期的杂志找不到出处，一些著名的文章找到了标题但却寻找不到文章。而更多的年份则由于我们的能力所限而使这些资料的搜寻工作相当艰难。而《时代》周刊关于中国记忆的报道，则显得明显失之于单一，许多未能发现的资料，我们从更早关注中国的《纽约时报》上找到了出处与精彩的记录。这个发现鼓舞了我们，以事件为主的编写体例最早确定下来，而围绕着事件，从包括其他更多的媒体上相同的主题里找到了立场与佐证，使我们在编译的时候，有着更新的发现与好奇。

以《纽约时报》、《时代》周刊、《华盛顿邮报》，《生活》杂志与《纽约客》等美国主流报刊群为主，进行的观察中国的方式，成为这本书的一个基本模板。

这种体例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描述视野宽阔宏大，事件呈现着这些主流媒体群的多重发现与基本公正的立场。但困难在于，我们给自己增加了难以想象的难度。最大的难题在于寻找到这六本报刊的基本上的全体关于中国的文章。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一个由这样一个想法牵引起来的遍布中美各地的编译群成了一个新鲜的网络。这个网络第一年加入了六个人，第二年，随着工作的深入，又增加到了十二个人，最后到零四年的时候，已达致了二十五个人。而原本拟于三年内结束的工作，延至零七年，才完成了一个基本的初编工作。以七十年间发生在中国的事件与年代为体例，我们编译了共六百万字的关于中国的文章。

那些粗糙的英文字母编译成的汉字，呈现着一份关于中国七十年间的真实报道，那些报道最初的模样几乎是在记述着一个陌生的中国，这个中国存在于美国这些主流报刊群的浩如烟海的英文字母的世界里。现在我们把它们捞起来了，这些资料呈现着别样的吸引力。这个中国神秘，生动，充满活力，秘密，以及关于中国革命家的不同的记忆，这种阅读花去了我们大量的时间，有许多个深夜我们都在这种阅读里，被陌生的发现鼓舞着。

这本美国人撰写的中国史，对于正在快速前进的中国，则是多么重要的一部文献式的指路牌，或者参考消息式的中国现代史。但这样一部厚达六百万字的书，显然并不适于全文刊出，也不适于全面表达这个美国人发现的中国。面对这样一堆材料，我曾计划将这些报道按年份与日期，包括当时的错误，原文刊出，但显然这是一个偷懒的工作，同时由于大量的版权的问题，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