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上海交锋（2）

人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卷入如此规模的“淞沪会战”并非日本人的最初计划。他们最初的掠地计划是夺取北平地区，自然不会在上海进行另一场战役消耗弹药和分散兵力。不管海军在上海的进攻是不是一大错误，也不论日本人的要求是不是如中国人所说的那样是一场欺诈――或许更多的是由于冲动而非理智，结果是导致了一场大得足以把日本本不安全的经济陷于更危险境地的战争。尽管中国几乎不可能避免失败，但是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规模越大，日本国内经济崩溃的危险性也就越大。

上海的市长管理着300万美元的年度预算权，这是东部最重要的职位并由总司令蒋介石直接任命。在过去的5年里，上海市长是和蔼可亲的在1932年日本入侵上海时成为民族英雄的吴铁成将军。去年3月，蒋总司令觉得吴市长作为英雄得到了太多的东西，因此将他赶下台，让他去当不太好做的广东省省长，而上海市长的肥差则给了俞鸿钧——一个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接受过美式高等教育的人。自1930年开始他一直担任秘书长职务，是上海最忙碌的行政官员。

俞鸿钧的炫耀资本是造价800万美元的市政中心，那是一组可以与公共租界内所有高楼相毗美的大理石建筑。一星期前，这些建筑被酷爱艺术的米内光政将军炸得粉碎。俞市长辖下的城市有一半的地方在燃烧，数千市民死亡。但给了俞市长一个机会，有可能使他成为比吴市长还要伟大的英雄。

两天之后，日本人遇上了麻烦。中国士兵一波接一波地进攻日本陆战队员设置的街头路障，突破他们的防线并一直打到北岸，占领“黄埔修船厂”——5个全力工作的码头达数小时之久。江中的日本军舰迅速起锚，缓缓向遭到强攻的防线驶来。由于距离太近无法发挥大炮的威力，他们不得不靠过来，用机关枪和加农炮向中国人的防线猛烈射击。

在黄埔江和长江交汇处等待了一个周末的日本陆军运输船，在强大海军的保护之下，试图让50，000名士兵在已被摧毁的中国重炮阵地前强行登陆。中国指挥部迅速下令海上快艇出击。这种时速达到45英里，每艘携带两枚鱼雷和一挺轻型机关枪的摩托艇，击沉了大量的日本舰船。尽管各国海军军官都想看到它，却没有一个外国人亲眼目睹。英国、德国，特别是意大利，都已经投巨资建造这种鱼雷快艇，而这是它第一次在实战中接受检验。国民党军队中至少拥有12艘这种快艇，6艘为英国制造，6艘由德国制造。它们在实战中的表现将决定今后的订单数量。

上海大战的第11天，公共租界的购物者们拥进南京路两家顶级的百货公司：“展翅公司”和“忠诚有限公司”。整条街上，所有的人都在为仍将继续下去的围困而储存物资。《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哈里特·亚朋德和35岁的安东尼·詹姆斯·比林汉姆也一同去买东西。比林汉姆买了一副望远镜，亚朋德正在停在路边的汽车里等候。随着一声类似刹车的尖啸声，一颗巨型海军炮弹在街道上空爆炸。两家商店纸一样地瘫在地上，店里有300多人伤亡，场面十分恐怖。亚朋德拖着一只受伤的脚，走进“展翅“大楼。他发现比林汉姆正在使劲打开电梯门，他的左臂骨折，鲜血从破裂的血管向外喷涌，同时有3枚弹片击中了胸部。美联社记者摩尔斯·J·哈里斯走过人行道，写道：

“上百具尸体叠压在一起，应该是爆炸的力量把他们堆积在一起的，翻滚推挤在一起的……街道上车辙里和水沟里的血水反着光。头、胳膊、大腿的碎片像胶布一样挂在墙上。街上，一些尸体被炸成两段。”

同时，日本政府的债券报价由90日元，一个星期之内降到了76日元。日元也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悲观主义者们坚持认为日本只能支持3个月战争的资金，3个月之后经济必然崩溃。现实主义者则指出经济崩溃并不能阻止战争的进行，但他们也指出同样境地不佳的中国金融在日本经济不断恶化的同时，却在普遍改善。中国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最近在欧洲活动争取贷款。目前，他已经在瑞士、荷兰和英国获得到贷款，但没人能说出具体的数目。至少这笔钱还够他访问维也纳，在那里，他戴着一顶完全由羽毛编制的“蒂乐泽恩”式绿色帽子，快乐地忙着签署军火订单。从维也纳出发，他又前往著名的巴特文茨海姆休养。但日本的金融家们就没那么幸运了。他们孤注一掷，从海外订购了成型的钢铁（可以更快地转变为战争物资）而不是一贯的废铁，为了支付款项，他们已经开始大量地从日本船运来可怜的储备黄金。在日本国内，政府发行了价值2亿日元的赤字债券，并且宣布有必要“重新调整私人的投资资本”，大概这是征募资金的一种委婉说法吧。看来，战争的利刃会割断中国的喉咙，但也会刺穿日本的钱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