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鸦片、战舰和传教士

（1840—1849年）

由于对白银的需求是无止境的，东印度公司要寻求其他的途径来支付进口中国货。它瞄上了鸦片。据当时一个目睹此事的人叙述：

在一切属于东印度公司的土地上，从罂粟的种植，毒品的配制和运输，直到拍卖出口，均处于严格的垄断控制之下……罂粟的种植是强制性的，在班纳里斯、比哈尔以及印度北方和中部大片良田被罂粟覆盖；自古以来种植棉花和粮食的良田，几乎都转而种植罂粟。[1]

1781年，经过周密的准备，东印度公司的第一批印度鸦片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装船运往中国。此后这种贸易突飞猛进地增长，很快中国出口的茶、丝绸和其他货物就不足以抵偿进口的鸦片，白银开始从这个国家外流，而不是流入了。

1800年，嘉庆皇帝对鸦片引起的实际状况和经济恶果深感不安，于是禁止鸦片进口，这时已经有太多的人染上了毒瘾，有太多的商人和官员从合伙的鸦片贸易中获得利益，走私和行贿实际上使鸦片禁令归于无效。

历年进口的鸦片，从1800年的2000箱（每箱140—160磅），到1838年高达4万箱。人们还注意到，有美国的船只伙同英国参与了这种罪恶的交易，他们把土耳其的鸦片（装在士麦那号上）运到印度，混入印度鸦片中。很多商业财富是通过这个渠道做成的，这些财富后来成为美国工业发展的基础。

中国的白银滚滚外流，单是1832—1835年流向海外的白银就高达2000万盎司，国内银价暴涨；由于粮食价格的下跌，负担落在了农民身上，而地主和收税官员仍按以前的银子数收取，这样他们就拿走更多的粮食分成，中国封建社会更加窘迫。18世纪中期开始了新的一轮农民暴动。从1810年起，反对清王朝的起义越来越频繁已呈蔓延之势。到1813年，一批起义军甚至渗入京畿地区。

北京的清朝统治者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行动，发布了更加严格的鸦片贸易的禁令，派了一位坚定爱国的中国官员林则徐为特命钦差大臣到广州落实这项法令。在人民的支持下，林查封了曾经允许过的，英、美商人的鸦片经营场所，并勒令他们交出尚在他们手中的两万箱鸦片，于1839年6月3日当众全部销毁。

结果引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一方是以掠夺为目的的西方“先进文明”国家，一方是外表雄伟而其落后与软弱暴露于中国人民和全世界面前的中国封建王朝。1839—1842年间，英国军队沿中国漫长海岸线的多个地点登陆，占领了广州、上海、厦门和宁波，并深入内地，切断了南北运输通道——大运河。他们每进军一步，伴随着的是对平民的抢掠和杀戮。

防御者抵抗之英勇使他们的敌人不得不敬畏。一位英军军官，在广州战斗中用“顽强而可敬的”这样的词语形容他们。另一位军官对定海战斗中的清军战斗写道“高尚，前所未有”。在扬子江上的镇江战斗中，一位中国指挥官，在他的战士全部战死后，“冲到英军面前，拉住两个掷弹兵跳出城墙，”与敌人同归于尽。当城池陷落后，总督海龄“退入他的家中，在一堆木材上，连同官方文件一起烧死了自己”[2]。很多地方的官员人等拒绝投降，但是手持弓箭和火绳枪不可能战胜英国工业生产的武器，于是他们毁掉自己的家庭以后自杀身亡。整个战争，英军只有500人被杀，而清朝军队却付出了2万人战死的代价。

事实已经明显地预示着，未来能战胜侵略者的不是封建军队，而只能是农民。1841年的5月和6月广州城的清朝官员投降以后，三元里地区的一些郊区村庄的村民打退了一次英国对郊区的偷袭，接着，一个名叫韦绍光的种菜农民，领头拉起了一支由100多个村庄参与的民兵队伍，称为平英团（Quell-the-British Corps意为平定英国军队）。这支队伍打败了一支2000人的英国部队——被击败的这支英军比攻陷广州城的侵略者的人数还多——把他们封锁在一个包围圈里，只是由于投降主义官员的干预才得以解除。

在三元里，中国人民第一次表明，不能依赖腐朽的封建政府来保卫国家，只有农民大众起来为自己的家园而战斗，即使他们使用低劣的武器，也能打败装备着当时最先进武器的侵略者。

总之，腐败的中国封建政府不可能、也不愿意依赖潜在的人民力量。软弱和动摇加速了它的失败。1840年，当英国舰队驶近距离北京的中国海岸只有90英里时，清政府惊恐万分，开始与侵略者谈判。同时，以“焚烧鸦片导致战争”为由，废黜并驱逐了爱国的林则徐。随后政策一再改变，又逮捕了与英国谈判的、腐败的满洲大臣琦善（在西方文献中被称作Kishen）。

在此顺便揭露一下封建官员对人民的掠夺。由户部从琦善家中查没的财富计有：1.1万盎司黄金，1700万盎司白银及其他各种财宝，他还拥有土地42.7万英亩。在当时，一个普通佃户或一家小自耕农拥有的土地，平均不到两英亩。琦善在朝廷官员中还不是最富有的。

作为战争的结果，强加于中国的第一个屈辱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了毁灭的边缘。《南京条约》（1842年）和它的附加议定书（1843年）规定：

赔偿由林则徐查封和焚烧的鸦片，今后给予所有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以安全保证；

割让香港给英国。从那时起，香港就成了英国在军事、政治和经济上向中国渗入的基地；

向英国开放五个港口，作为英国的贸易和居留地，很快这些地方就成了英国旗帜下的领地，这就是在中国港口城市中所谓“租借地”的肇始。

英国公民不受中国法律制约。即，允许在中国领土上行使治外法权。

任何外国在中国获得的最惠国待遇和特权，必须同时给予英国；

中国承诺对外国货物所征收的进口税不能超过5%。这进一步破坏了本国工业的发展。

发现中国是如此的软弱，其他列强国家纷纷把军舰开来，迫使中国签订类似的条约。第一个来的是美国的凯莱布·寇盛（Caleb Cushing）。他趁清政府败给英国之后的惊恐，声色俱厉地通告北京朝廷，拒绝谈判视为“对一个国家的侮辱行为，将导致战争”。他敲诈清政府在1884年签订了《望厦条约》，该条约不仅包括了给予英国的那些特权，中国的封建统治者还承诺了范围更为广泛的治外法权，外国有权在中国内河航运，并降低吨位税。美国历史学家泰勒·丹涅特（Tyler Dennet）[3]夸耀说：“这个条约如此优越，以致立即成为与法国签约的模式。”根据最惠国条款，英国也享有这些新增加的特权。

此后不久，英国图谋一项侵占中国领土和领海的条约。1847年英国针对已经划定的印度和西藏之间的正式边界线对中国施加压力，意欲强加一条它自己选择的边界线。这项要求向清朝驻广州的总督耆英提出，在那里英国可以运用强于清军的海军力量。但是，战舰不能驶入它所觊觎的，处于亚洲心脏地带的中国领土。所以总督以皇帝“高度怀疑”为遁词而回避了它的要求。这项蚕食中国西南边界领土的图谋是英国后来许多入侵活动的前奏。随后还将看到，每一个渗透和离间西藏的企图都是帝国主义侵略和瓜分中国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