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平天国革命

鸦片战争和《南京条约》以及《望厦条约》开启了帝国主义征服中国的世纪，同时也开启了中国人民为恢复他们的独立而斗争的世纪。从那时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挽救他们的与生俱来的生存权利，就必须打败两个敌人，不仅要打败外国侵略者，而且要打败既不愿意也无能力保卫这个国家的封建统治者。

从社会和经济意义上说，这些条约中最重要的条款，是5%的最大进口税的规定。经英国工场主强行加上的一条生动地表明，制造商的霸权超过了商人。欧洲社会的这种新特点也成了殖民主义在亚洲扩张的支配因素。东印度公司对中国贸易中特许的垄断权，在1843年被英国国会叫停，这也是经由英国工业家们所授意的。而在中国方面，鸦片战争的失败也结束了皇帝特许广州的商人独揽与外国人进行商业贸易的垄断权。他们的地位由买办们所取代，这些买办不仅赢得了中国皇帝的特许，而且还被外国资本主义所利用，充当他们的奴仆和工具。

战后，鸦片贸易持续增长，1850年达到5.2万箱，1853年达到了8万箱。但是，从英国和美国进口的棉纺织品增长更快。中国从一个纺织品的出口国变成了进口国。欧洲工业主义的扩张加入到欧洲商业资本的扩张中。事实证明中国在经济上遭受的打击更大。

加上中国必须支付给英国的赔偿，中国白银外流进一步加剧。一位中国的高级官员就此结果向皇帝上书报奏此事。1852年，他写道：

前些时，一两白银值1000枚铜钱……现在，一两白银值2000枚铜钱。以前，出售三斗(40磅）大米就可以完一亩（1/6英亩）地的地租，而且还有余。现在出售六斗大米仍不足缴纳上述地租。官府仍然照原定的数收取，小民实际上不得不缴纳双份。无数的人无力缴纳……政府派出兵丁和衙役日夜催逼，家家受到鞭打，以至于血肉狼藉……[1]

数以百万计的织工和手工业者不仅直接在市场的竞争中被摧垮，而且其运作资金的来源也被吸干。曾经给予工匠们以资金支持的商人和钱庄老板，开始把他们的钱投向外国货。

被迫向外国人开放的新港口取代了老的内陆运输体系，而以前广州是唯一的开放口岸，所有货物都运往广州。数以千万计中国南方的船工和脚夫找不到工作。

外国的扩张必然迅速波及劳动力的买卖。1840年代始的“苦力贸易”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被运送出去，大部分是英国和美国的船只，远赴世界各地充当奴隶。有时在途中的死亡率高达1/3，美国作家麦克奈尔（H. F. McNair）称其为“可怕的情形……如同那些早期的非洲奴隶船”[2]。招募机构对每人收取7～8美元，设法强使或诱使他们签一份八年的“合同”。幸存者抵达后以每个劳动力400～1000美元出售。他们艰辛地在古巴的甘蔗园里，在迪密拉拉（英属圭亚那）和夏威夷，在马来亚、智利和秘鲁的矿井下以及在美国太平洋沿岸各地从事各种各样的重体力活，艰辛地为西方资本家赚取利润。后来一个到西班牙统治之下的哈瓦那的清朝使团官员报告说：“很多人被殴打致死，因受伤不治而死，上吊自杀……投井或投入糖锅之中自杀。”但是，常常也有奋起反抗者，在海上或在他们的住地，英勇地反抗他们的压迫者。[3]现代的中国人与非洲、拉丁美洲的劳动人民以及美国的黑人群众的坚强团结，就是由这样的事实而强化的：他们的祖先都知道奴隶船、甘蔗园以及种族主义的皮鞭。

西方无休止的所有侵略行动，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坠入深重的危机之中。日益增强的反对清王朝的暴动恰好与持续的人民反抗压迫者的爱国战斗配合一致。正如我们知道的，鸦片战争以后尽管政府投降，而广州城周围的农民继续和英国战斗，他们的斗争比官府的军队要成功得多。在南方的一些口岸，虽然地方当局苟安消极，但公众奋起反对绑架苦力—奴隶，这预示着“一场反对外国人的大暴动已经迫近”[4]。当时流行着一种说法，“人民怕官府，官府怕外国鬼子，外国鬼子怕人民。”很明显，在这种形势下，人民再也不怕官府了。

屈辱的《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以后，仅仅过去了七年，太平天国大起义席卷了中国。它既是最后一场旧式的农民战争，同时又是现代中国人民第一次的伟大民主斗争。这场革命运动起源于靠近越南边界的广西省，加入队伍的人不仅有受剥削受伤害的汉族人，还有挣扎在封建统治者手中，受到野蛮歧视的少数民族。力量迅速聚集起来，像一把利剑，穿过这个庞大的国家，直指北方的北京、东方的上海和西边的西藏群山。

起义导致建立了一个平民的国家——太平天国，显示出它比以前的任何革命更加成熟。这个国家存在了15年（1850—1865年），建都于南京，这里正是清朝与英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那个城市。

太平天国有一套有组织、有纪律的军事体系，它建立了一些土地法律，这些法律打击了封建主义的基础，它对封建的儒学概念提出了挑战。面对外部的干预，它发展出一套现实的对外政策。

洪秀全是这次起义的最高精神领袖，是个贫穷的教书先生，他在为清朝服务的腐败的儒学科举考试中落第。他是广东本地人（广州是这个省的省会），他深深地受到人民所遭受压迫的影响，也被广州农民武装反对英国侵略者的有效斗争所鼓舞。这时，他开始与基督教发生联系，不过他很少参与传教士的祈祷，而自称是“耶稣的兄弟”，他用传统基督教中的宗教社会的教义“把金钱交易者逐出教堂”来对抗儒学。在这一点上，他类似于早期欧洲反封建斗争的一些先驱者们，如英国的约翰·保尔（John Ball），德国的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扬·胡斯（Jan Hus）。

洪秀全的领导层内最早的那些同事，反映出这个运动的阶级基础。一个没有土地的烧炭工杨秀清，以后成长为太平天国最干练的领导，是太平军的总指挥。第二号人物是贫苦农民伐木工萧朝贵。第三号人物是乡村教师冯云山。有一小部分代表人物是比较富裕的学者和士绅，他们反对清王朝是出于民族的原因，没有其他的社会原因，这些人证明是不坚定的。石达开就是其中之一，他发展了分离主义倾向，分散了太平军的力量，最终陷入敌人之手。自私的地主兼当铺老板韦昌辉利用内部纷争和矛盾的发展，在太平天国最终崩溃的过程中，起了极坏的作用。

太平天国运动开始时，在时间上与1848年震动欧洲的民主运动风暴几乎是一致的。那时已经有人留意到了这种情况。被冠以圣经加鸦片的传教士郭士利（Gutzlaff），一个与洪秀全完全不同的基督徒，1849年从中国回到德国，他大声疾呼地警告说，他发现欧洲工人阶级的思想，似乎非常像“中国的暴民所传播的那些思想”。那时欧洲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出现。

这引起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敏锐的评论，他们在西方资本主义露骨地侵略中国的时期写道，这第一次显示出，欧洲最先进的工人阶级成分和被压迫的、“沉睡”的东方国家里起义的人民之间的友谊日渐增进：在我们的时代，这坚固的友谊正发展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的中心力量。马克思于1850年1月31日在《新莱茵观察》杂志上写道：

中国的社会主义与欧洲的关系，如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