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太平天国革命

国的哲学与黑格尔的关系一样。毕竟，那是令人欣喜的：世界上最古老、稳定的帝国，在英国资产阶级棉织品的攻势下，其社会已处于崩溃的前夜。无论如何，这对于文明来说，一定会有极为重要的结果。我们欧洲的反动派在向亚洲进军中，在不久的将来，当他们到达长城的大门时，等待他们的，谁敢说大门上不是写着：

“中华共和国 自由 平等 博爱”

太平天国的巨大的军事胜利，原因在于其赢得了人民的拥护，释放了人民的才智和能量。这是社会和政治进步的结果，表达了积累的全部民怨，尤其是农民。太平军所到之处摧毁了可恨的清朝政府，废黜了衙门官员，把他们的财富分配给穷人。

针对土地所有权握在封建地主手中，他们公布了《天国土地制度》（史书称为《天朝田亩制度》），这项农业法令宣称“一切土地属于上帝，全部应由上帝的人民耕种……”[5]

对于贫穷和一无所有的人，太平天国政府宣称“人人都应有饭吃，有衣穿”。

对于偷盗者和清朝王族的寄生者，他们创建了一种民众的队伍，一面劳动一面作战。惩处吸食鸦片、赌博和腐败，建立规范型秩序。

在封建社会里，妇女没有权利。太平天国的法规规定，妇女与男子一样也应该分得土地，妇女还可以参加革命军队。禁止卖淫、缠脚和买卖婚姻。

一个美国的传教士观察者通过对比发现，清朝统治者他们只对西方的武器感兴趣；而太平天国则吸收欧洲具有服务人民的一些理念。在他们访问的太平天国占据的村庄，一些公益海报上，有提醒“到指定的地方去接种牛痘”的内容。

一个奉命去镇压太平军的清朝将军忧虑地向他的上级报告说：“心思一致、熟悉地理情况、作战勇敢是敌人的强项，也是我们的弱点。”——这是在任何时代试图与人民为敌的一种感叹。一个英国的外交官在穿行太平天国占领区后写道：“在太平军占领的大片地区，生命财产比大清（指清朝）更有保证。”[6]

太平天国知道，列强虽已失去了从清朝掠取的特权，但是其情愿而且急欲发展平等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当时的英国作家奥古斯都·林德利就热情地为太平天国的事业辩护，他引用中国的商务统计报告的数字，显示在太平天国的治理区内生产和商业都有增长。1849—1850年，也就是起义的前两年，中国出口茶叶5396万磅，生丝16,134包。1862—1863年时，主要的产丝地区和大多数产茶地区都在太平天国占领下，茶叶出口增加一倍，达到118,692,138磅，生丝的出口甚至增加到五倍，达到83,264包。

尽管农民的理想是乌托邦式的平均主义，太平天国的改革实际上却具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特点。

1856年，太平天国在南京建都后的第三年，地主叛徒韦昌辉杀害了农民领袖杨秀清和他的同伴。韦旋即被洪秀全处死，但是政治上的停滞和倒退并没有停止。尽管太平天国政府和军队此后延续存在了九年，穷苦的城乡民众继续支持他们，这场运动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军事上，太平军在北伐北京，以及联合中国北方和南方革命势力上的战略失误，给了封建政府以喘息的机会。封建政府利用这次机会，争取到原本在民族立场上反对清朝的汉族地主阶级上流人士的拥护。汉族的地主阶级判定，要想挽救自己的利益，就必须挽救这个王朝。另外，在最后的几年里，量级加重的外国干涉也投入到反对起义中来。

英国和美国政府针对太平天国的政策对于太平天国而言是背信弃义的一次教训。豹子是不会改变它的本性的，依据过去的那些教训很容易理解现在它们的政策取向。在亚洲和欧洲，同样是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以及战后，在与抵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中，又一次演习了这种政策。试图把这类运动从属于大国即作为它们的半殖民地。此种政策方式，始终是帝国主义的特点——包括1960年代出现的最新变种的苏联帝国主义。因此对它们的警惕性在于坚持民族独立的原则。

太平天国起义的早期，曾受到西方媒体，甚至是西方统治阶层的称赞，因为太平天国信基督教，反对清廷及其官员的腐朽和落后。而西方统治阶层曾信誓旦旦地宣布在中国的内战中保持中立。被认作交战一方的太平天国政府，其首都多次受到传教士和外交官的访问。归根到底外国列强还是为了获取它们自己的利益。

有些外交上的投机分子梦想把太平天国的一些领导人变成他们的工具，而后帮助他们战胜并控制中国。另外一些人直接就是希望内战把中国拖垮，中止其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存在，通过内部分裂寻求无限的机会。以《北美周报》在1854年7月发表的文章为例：

我们发现，迄今为止没有多少年，欧洲的影响对北京紫禁城高大城墙无能为力。而洪秀全却不知不觉教给我们，哪里可以打进楔子，哪里是杠杆的支点。只要对王国的一些裂痕上施加巧力，就能使整个骨架分裂为小块。[7]

但是，太平军的领导们不会上当，他们认为中国的事情是自己的事，并拒绝外国人的“居间调停”。他们在自己的区域内处罚不可原谅的犯罪，断然禁止鸦片贸易。此后，在韦昌辉政变暴露了太平天国的内部矛盾以后，外国列强不再对清廷坐视不救。虽然清廷是虚弱和腐朽的，但是外国列强可以把清廷作为自己的工具：的确，越软弱越腐朽越好，因为这将使它们的控制更加确定。

早在1853年，当太平军第一次接近上海，清政府官员要逃离时，英国、美国、法国的领事们趁机控制了那里的海关。为了把内战继续下去，清政府又将另外一些收缴进口税的港口转给了外国人。这种让步使得作为清政府主要收入来源的5%进口税，也被外国守门人所控制。这的确是防御太平军的办法，太平天国不会对他们的国家主权采取这样一种轻率的态度，他们肯定在他们获得政权的那一刻起就撤销这些特权。

1856年，封建政府已经变成一个顺服的工具，不仅被迫步步退让，而且彻底屈服。为了寻求扩大1842—1843年在鸦片战争条约中所获得的利益（规定12年后修订），抓住中国当局没收了一艘挂着英国国旗的中国鸦片趸船这个借口，英国对中国宣战，随后法国也加入。

这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但是英国在发动时，遇到了一系列的阻碍。它的计划招来了反抗，在动用印度殖民地军队方面，甚至比第一次的动用（鸦片战争）还大。但是，恰恰在那个时候，印度陆军——英国为充当世界帝国[8]而精心培养的工具——发动了起义，在1857年的民族大起义中反对英国。这次起义耽误了进攻中国的行动。这是早期的亚洲人民在现代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中互相支持的一个例子。“印度兵变”被镇压以后，英国得以向中国派出大量军队，这支军队装备着在欧洲刚刚结束的克里木战争中积聚的武器，并调回一支完成改装的蒸汽动力舰队。英国也能够收取在那个时期侵略中国、阿富汗和波斯的全部所得，并在被征服的印度发行公共债务，作为战争的军费。这些就是打败一个深受伤害的亚洲国家的手段。这进一步教育我们：当无可避免地要收获苦果时，要么把一切力量调动出来，发挥底层作用，要么只能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奴役对象。

1857—1858年，广州遭到炮轰。英法联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