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资产阶级革命

成为孙中山亲密战友的黄兴，领导地方革命党人开始在湖南建立一个巨大的农民起义组织。同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美国货运动，以抗议美国在西海岸对华人施加的非人的种族歧视。[10]1905年，清廷派遣大员出洋考察西方宪政时，曾遭到革命党人的炸弹袭击。

1905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将兴中会和其他革命团体合并，建立了同盟会，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举措。从此，以前大多数小而零散的革命党派别，第一次团结起来组成了一个真正的政党。

同盟会在探索其组织原则、斗争方式和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对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予了极大的同情，与俄国革命者产生了深切的共鸣，虽然那次革命并未成功。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几乎每一期都刊载关于俄国革命运动的报道。在此以前，追求进步的中国人士只注意18世纪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现在转而被俄国革命所深深吸引，他们以十分同情和敬佩的心情，注视着它的发展。“俄国革命比其他任何国家的革命都有意义”，一位作者这样评论。“欧洲和美洲的国家虽然强大，但他们的人民很贫穷。”他的结论是，有必要“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同时举行”。从1905年俄国革命的榜样中，中国的革命者获得了这样的宝贵经验和认识：革命需要用报刊来传播理论，宣传武装斗争，宣传组织群众，宣传土地问题的政治重要性，所有这些都是推动革命的有效手段。

同盟会的纲领不但要求建立一个共和国，还要求平均地权，以便使农民从地主的束缚奴役中解放出来，以防止中国滋生资本主义的弊病，从而为社会主义铺平发展的道路。然而，事实上，在那个时代的环境中，实现上述目标的前提，是不可避免地要在农村产生资本主义的产权关系，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在全国的发展。因此，这个纲领就整个封建体制而言，具有绝对的革命性，而为它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却还是一种幻想。中国的工人阶级当时还十分弱小，还没有组织自己的政党。在当时，这种现象是无可避免的。

实际上，同盟会的纲领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纲领。就此而言其仍存在一些不足。它的革命目标完全针对满人的专制统治，而忽视了外国帝国主义与整个中国封建反动派的密切联系。尽管如此，它在坚决地使用革命手段这一点上，与过去的维新派只希望改良清政府的诉求有本质的区别。因而，同盟会的纲领无论如何还是代表了当时中国政治思潮最为先进的一种。在当时各界提出的所有挽救中国的方案中，它最接近现实国情，反映了民众的诉求。正是由于这一点，加入同盟会的会员在一年之内便超过了1万人。

1906年，同盟会领导了江西煤矿工人的起义，农民也加入其中，参加起义的民众达到3万人，但该起义最后被镇压了。1907年，同盟会在汉口又组织了一次因拖欠兵饷而发动的起义，同时还在广东省发动了抗捐抗税的农民起义。1908年，孙中山在河内建立总部时，曾将武装的同盟会员从越南运送、渗透进入到国内。后来这些同盟会员虽然被迫撤回，但他们撤回的力量大大超过了入境时的人数，因为清廷的许多士兵都加入了革命党人队伍。

此时，康有为的维新派还在海外流亡，维新派看到革命浪潮高涨后十分恐惧，于是打出了“保皇党”的旗号而重新登台。有趣的是，维新派也对1905年的俄国革命给予了密切的关注。但他们关注的目的，正如他们的报纸《时报》上的文章所说的，只是为了敦促清廷像沙皇那样，赶快进行一些立宪改革以缓和形势，避免“心怀叵测之人利用民众的愤怒情绪而揭竿造反”。然而，历史的进程大大超出了康有为一帮人的设想。他们展示出的真实观点和意图只是助长了革命阵营的壮大。

1909年，清廷企图借维新再一次来挽救自己，它下令各省筹建咨议局，以此作为将来召开国会的准备。开设咨议局不能使国人满意，也未收到清廷所期待的效果。虽然这类立法机构的成员大部分是由非革命的地方士绅组成，但同盟会也能够对其施加一些影响。两年之后，严重的自然灾害加上饥馑遍地，导致农民反抗日益加剧。在各省普遍发生农民起义的背景下，同盟会与清王朝在有关外资是否进入中国的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当时，铁路问题是矛盾冲突的关键。从1905年起，随着外国资本投资修建铁路的发展，中国的资产阶级和地方士绅也组织起许多公司，自筹资金修筑自己的铁路。在1911年的早些时候，清政府迫于美国总统塔夫脱的直接压力，接受了美、英、法、德四国银行团的联合贷款600万美元。以此为前提，清政府宣布将中国中南、西南的私有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作为四国银行团贷款的抵押。于是，四川省成渝铁路公司的股东们组织了请愿代表团，向官方提出强烈抗议。四川总督下令逮捕了代表团，并且还向要求释放请愿代表的成都市民开枪。

成都市民在遭受严重水灾的农民的支持下奋起反击，斗争持续了数月的时间。起义者们后来抓获了清朝的封疆大吏端方，并将他处死。我们应当注意到，此次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之一的张澜（于1955年逝世），在1949年中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时，作为统一战线的重要人物被选举为国家副主席，这有重大意义。保路运动起源之一的成渝铁路，只有在新中国成立后其修建才成为可能，并于1950年至1952年间建成通车，但其建成既不依靠外国公司，也不依靠地方士绅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了，尽管他们为此争斗了40年之久。它成为工人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国家首要的建设工程之一。

注释：

[1] 胡佛1904年7月15日写给伦敦《矿业杂志》的信，第202页。

[2] 关于胡佛接管开平矿及其他细节，见《开平矿记》，1957年，哈佛；又见《胡佛的怪诞生涯》，纽约，1931年。

[3] 合同规定，运往德兰士瓦的工人，3年内只限于在矿场干活，其不得购进财产或经营商业，可被处以鞭刑。见菲利普（Phillips，L.），《德兰士瓦问题》，伦敦，1905年。

[4] 《美国与中国，1906—1913年》，《财政外交研究》，美国拉特格斯大学出版社，1995年。

[5] 坎德勒：《拉萨的真相》，伦敦，1905年。

[6] 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也“梦寐以求将西藏弄到他的控制之下”，见1903年2月16日俄国陆军大臣克鲁泡特金日记。但俄罗斯因在1904—1905年对日战争中失败，国力削弱，所以它在1907年对英贸易条约中，承认让西藏容许英国进入，以换取其他类似便利。“英国的建议，显然已把西藏变成了英国实质上的保护国，”沙皇外交大臣在后来被十月革命披露的秘密文件中写道，“我们应该在阿富汗或波斯方面，取得补偿。”

[7] 张亨利：《美国的东方政策》，纽约，1919年，第40页。

[8] E. H. 哈里曼是A. 哈里曼的父亲，A. 哈里曼这个银行家的子嗣自1961年曾担任美国肯尼迪总统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

[9] 格里斯沃尔德：《美国的远东政策》，纽约，1919年，第141—144页，第161页。

[10] 关于这次抵制美货运动的起因和过程，见美国哈莱教授的《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