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走向资产阶级革命

但双方还虚伪地说要虔诚地尊重“中国的宗主权”以及“西藏的领土完整”。对英国来说，这种安排只不过是为了部分缓和它与沙俄在亚洲的紧张关系（1907年的协定还牵涉与阿富汗、波斯的关系）[6]英国的目的在于把俄国和法国拉拢过来结成同盟，以便共同对付日益强大的德国。帝国主义国家已经在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拉帮结派。

美国也不例外，它已经开始与日本勾勾搭搭。美国的如意算盘是，日本费尽了心思，并把有限的财力用于了有限的军事行动，将来日本只能够在东北和朝鲜这些它占领的地方充当警察。这就使得美国资本有机会投向这个地方，并获得巨额的利润。日本与俄国的战争中日本的部分军费是由华尔街金融寡头支持的。后来日俄两国之间达成的和平条约，是由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提议并主持的，从而使日本得到了比继续打下去还要大得多的超大实惠。与此同时，罗斯福还在拉丁美洲开始侵略掠夺，他下令开凿了巴拿马运河，使美国海军可以进入太平洋，与其他帝国主义对手一起争夺亚洲。

后来，到了1908年，华盛顿的美国政府与东京的日本政府又签订了《鲁特—高平协定》（Root-Takahira Agreement），此协定放纵日本在中国东北（满洲地区）和朝鲜可以便宜行事。作为回报，日本同意不再干涉美国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地位。这就卑鄙无耻地背叛了美国早已签订的承诺支持朝鲜独立的一项条约。那项条约是在一位朝鲜爱国人士刺杀了朝鲜法庭里的美国外交顾问史蒂文斯的情况下而制定的，那名朝鲜爱国人士在日本的压力之下采取此项行动。《鲁特—高平协定》是一项典型的奴隶贩卖交易，它为1910年日本公然吞并朝鲜铺平了道路。关于这一点，一位朝鲜评论家曾沉痛地评论说，“美国愚弄了自由，为专横的暴君提供了武器。”[7]

随着《鲁特—高平协定》的签订，雄心勃勃利欲熏心的美国华尔街开始收买沙俄和日本在中东的铁路，以将其与美国谋划的“环球铁路”系统连接起来。这项计划的设计者是美国铁路大王E. H. 哈里曼。[8]其财政后台则是摩根财团和库恩-洛布公司（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和纽约第一国民银行）。在华盛顿鼓吹并大力推动这一计划的人是威拉德·斯特莱特（Williard Straight）。一位美国历史学者说，此人是美国国务院和银行家们之间的掮客，这些银行家们后来都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推行这项计划的官方代表。作为斯特莱特公司在远东的执行官，斯特莱特为哈里曼工作；同时作为哈里曼的代表，他又为国务院效劳。[9]

这一收购计划落空之后，各公司便转而试图修建数条与现有铁路平行的线路，以便与俄国和日本竞争并将它们排挤出去。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诺克斯（Knox）十分欣赏这一计划，说：

资助中国修建铁路的国家将在对华事务中最有发言权。美国资本参与这些投资，将使美国在那个国家的政治角逐中讲话更有分量。

美国在发表声明直言不讳的同时，还轻描淡写礼节性地表达了对中国“行政实体”的关心。与此同时，美国还从最高层次上对清政府施加强大的压力，总统塔夫脱给清廷的外交部长醇亲王（即当时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译注）发电报说，“对于将美国资本投资于中国的发展建设，我个人怀有热切的兴趣。”后来，由于中国革命的兴起动摇着清王朝的统治，美国上述欲发大财赚大钱的如意算盘并不如意，收效甚微。

美国上述种种活动的结果与英国一样，反倒方便了日本大肆推行其掠夺亚洲的大陆政策。在此背景下，从1937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得以以全力征服中国，并在1941—1945年间，大举侵占整个太平洋地区，包括美国和英国的属地。

另有一款相互保证彼此间在殖民地掠夺赃物的条约，是在法国和日本之间签订的。其目的是支持日本对朝鲜的殖民控制，并支持法国对印度支那的殖民控制。这个条约同时还确认，日本和法国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有“权利”干预中国以及与中国邻近的对方殖民地的事务。这就标志着，这些中国邻近的地区，既可以被日本也可以被法国吞并“吸收”。这种厚颜无耻的“邻近原则”理论，为殖民者进行蚕食鲸吞大开方便之门，使之可以肆无忌惮无限度无限制地推行之，直至受害者被榨取得一无所有。

此十年之间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导致了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迅速变化。正如我们前面所描述的，这些变化包括帝国主义的残酷压迫，帝国主义进入初期阶段之后欧洲工人阶级举行的第一次武装革命斗争，即1905—1907年的俄国革命。这次革命表明，帝国主义列强中的沙皇俄国，外表上虽然十分强捍，但其内里却非常脆弱。俄国革命发生在1904—1905年日俄战争时期。在那次战争中，沙皇俄国被一个亚洲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打败了。俄国革命的影响是，亚洲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运动都受到激励而制定出自己的斗争纲领，以反对国内的专制政府。

1905年以后，亚洲各国那种传统的农民起义和战争时代已经结束。在伊朗、土耳其和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取代了农民起义。

在更早一些的时候，即《辛丑条约》签订之后，完全丧失人民信任的清廷，从流亡地中国西北又回到了北京，并发现物是人非，形势已经大变。对清廷统治权的最大挑战，不再来自只求限制专制权力的维新派，而是来自要求推翻它的革命党人。

慈禧及其一行人在回京的途中，风声鹤唳，胆战心惊，无时无地不在万分小心地提防着哥老会的突然袭击。哥老会是农民的秘密结社，与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有联系。为此，慈禧太后改变了骑马坐轿回銮的方式，而改由乘火车沿着外国人修建的铁路安全前行。当她到达被血洗之后满目疮痍的北京时，英国媒体的报道说，“只要她一看到洋人的面孔，便掀开她黄色轿子上的帘幕，向其又是鞠躬又是微笑又是点头。”

这一改变很具有象征意味。从此以后，这位极端反动的统治者摇身一变，成为了赞成向西方学习的人物。她颁布了一系列诏书，其内容大部分复制了1898年维新派变法时宣布过的纲领，而当时的维新派人士曾因此被慈禧下令处死、流放，其他的人则不得不逃亡。慈禧这次改革的目的，无非是试图为清王朝挽回一线生机，而她的“革新”十分迎合西方金融资本的口味。风烛残年的古老封建体制已经证明，它再不能控制笼络人民大众，古老封建体制也不再适合治理这个已通过外国投资于其铁路、电报和工业后而被殖民化了的国家。

然而，求救于这种急来抱佛脚式的狗皮膏药，已经为时过晚了。中国受过教育的青年精英们，已经组成了各种秘密社团，他们创立并发行各种地下报刊，组织各种反对清王朝统治的活动。正当清廷官员手忙脚乱地采取镇压和煽惑手法来阻止国内的革命浪潮的时候，孙中山却在海外流亡中不屈不挠地组织发动着革命党人。他的足迹几乎遍及世界各地当时的华人社团。他到各国大学里寻找青年的中国留学生们；他筹措资金，制定革命活动纲领，举办俱乐部，建立报刊，购买并向国内输送武器。他与自己的同志指导归国留学生，组织各类地下活动，包括渗透到行政机关和军队里。尽管有的成员遭到逮捕，有的成员牺牲了，但孙中山指导的这些任务都经过英勇的努力而完成了。

潜滋暗流终将冲出地面。不久，革命由地下转到公开。1904年，后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