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军阀统治与新人民力量的诞生

为，不安定国家政治上的独立，实际上只会带来毁灭。

因此，古德诺的结论是，“对中国来说，帝制比共和更合时宜。”古德诺的意见得到霍恩伯克教授（Prof. Stanely K. Hornbeck）的支持，这位教授后来成为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头面人物。在中国，这位职业政治家武断地说，“帝制政府可以代表全国人民的政治观念。”对古德诺和霍恩伯克来说，袁世凯不言而喻就是自然的皇帝。霍恩伯克还说，“30年来，外国的代表都感到……对他深有信心。”[5]

然而，古德诺的文章还有一条保留意见，即“实现他的建议的唯一前提是，这一变化不至于激起中国人民的反对……不至于造成骚乱，当前的民国政府多次制服了这些骚乱。”换句话说，在这位知名的经典人物看来，曾经产生过华盛顿和林肯的政府的形式是第二位的，镇压革命力量的效率才是第一位的。

袁世凯听从了古德诺的劝告，但并未理睬古德诺提出的警告。最终袁世凯自己导演了“选举”自己为皇帝的丑剧。原定在1916年元旦举行加冕典礼，但距离加冕典礼还有一个星期之时，蔡锷将军在其他军官们的支持下首先在云南起义讨袁（其中包括朱德，那时他已经是一位旅长）。独裁者袁世凯至此已丧失民心，民众对帝制深恶痛绝，中央政权分崩离析之迅速，恰如1911年辛亥革命反清时期那样。结果，袁世凯被迫推迟加冕，继而又被迫取消帝制。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了。[6]

虽然北京政府依然苟延残喘，但已经有名无实。从此以后，它再也不能在全国发号施令了。名义上的总统，实际能控制北京的人，在两大省籍军阀集团之间交替。一个是皖系的段祺瑞，由日本人支持；另一个是直系的冯国璋，得到英、美的支持。稍后又出现了另一个亲日的军阀集团，称为奉系，也是一支试图称雄全国的力量。这就是“军阀混战时期”的开始。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各国列强在财力和军事上支持并武装中国的冒险家们来控制中国。

上述集团中，第一个主持北京政府的是亲日的皖系集团，以段祺瑞为首。段祺瑞上台后，立即与日本签署了一笔带有奴役性质的2亿元的所谓“西原借款”。1917年8月，在美国对德国宣战后，段祺瑞政府也宣布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多数中国人都认为，中国参战对国家无丝毫真正的益处。事情非常明显，对德作战也不能收回被德国占领的租借地，因为“二十一条”已将此项权利转让与日本，日本又与英国达成了类似的协议。最初，国会议员均反对对德宣战，后来通过贿赂议员才得到大多数的通过。

袁世凯死后回国的孙中山反对说，中国唯一应该参加的正义战争，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控制的战争。他在广州建立了一个军政府以支持他自己的抗议，并宣布这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但由于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都不充分，广东政府存在的时间并不长。

中国宣布正式参战的结果，只是为北京政府自己武装起来去平息反对者创造了条件。没有任何中国军队被派向国外作战，主要原因是欧洲协约国不愿意让中国人得到向“白人”开枪的经验，哪怕打的是协约国的敌人。然而在英国人的要求下，中国选派了20万农民和城市居民组成了“华工”团。这批“华工”是由专门办理贩运“契约奴工”的老手集中起来，用轮船装运到欧洲的。帝国主义经办的开滦矿务局担任了大部分任务。而开滦矿务局则是由未来的美国总统胡佛操纵成立的。这批“华工”后来被派到法国，他们通常是在手无寸铁的条件下在战场上干活，或挖战壕，或埋死尸。所有这些都说明，中国名义上是协约国的“盟友”，然而其被赋予的唯一角色是奴仆，主子要他干什么就得干什么。

这场战争的结果是，靠大发战争财而被养肥了的美国，准备在德国战败被处置之后，独自霸占中国的市场。这当然不符合日本的口味，因为日本早有独占中国的野心，而且当它的对手正在忙于在别处扩张的时候，日本早已在中国大大地扩展了它的势力范围。到1914年之前，英国是在中国的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现在同时受到美国和日本的挤压，它就不得不依违于两者之间斗法。

然而，在第一次大战停战之前，上述三方之间的冲突并未表面化。相反，因为日本经常以退出战争或倒戈参加另外一方来进行讹诈，英美两国都不得不做出让步。英国向日本保证，不但山东，连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其他一些岛屿，都让日本接管。[7]而美国，它暗示说将来在和约中会支持中国的要求，以诱使中国参战。然而中国参战以后不到两个月，美国便背信弃义，于1917年11月2日，与日本签订了一项十分荒唐的“兰辛—石井协定”，提出“领土邻近关系形成国与国之间的特殊关系”这一前提，因而，“美国承认日本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尤其在其邻近中国的某些领土方面。”“兰辛—石井协定”不只是针对中国，也针对俄国，当时俄国正处于革命前的阵痛中。美国承认日本有特殊利益的地区，也邻近俄国的边界。

1918年，英国也重新施加压力，要求中国批准1914年的“西姆拉协定”，这就意味着英国人意欲吞并西藏。

这样，即使中国在战争中是他们的“盟友”，钩心斗角的帝国主义者照旧推行他们瓜分中国的政策。这就使中国的爱国者们含羞忍辱、义愤填膺已达80年之久的愤恨更加强烈。与此同时，战争使得中国内部经济、社会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由此带来新形式的斗争。

一方面，欧洲列强对中国的压力暂时减轻，使日本在中国扩大侵略更加有利。另一方面，对中国经济压力的减轻，也使得中国工业得到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同样，中国的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也在迅速扩大。

虽然中国直到这一时期，还没有扭转贸易上的失衡状态，但它进口超过出口的额度已从1914年的1.34亿美元，下降到1919年的2200万美元。

中国人自己开办并拥有的棉纺厂的纱锭数，从1913年的651,676支，增长到1919年的1,173,012支。国内面粉加工业也有快速的发展（1914年中国进口面粉超出口达1.5万吨，但到1918年出口超进口达1.5万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中国只有15家中资银行，到1919年已有57家。

除了中国资本兴建的新工业设施外，日本人也在中国新建了若干工厂。在此之前存在的生产和消费能力比以前都有了充分的利用和释放。因此，中国工人阶级增长的速度，比中资工厂的增长速度以及中资和外资工厂加起来所拥有的生产设备的增长速度都要快。在1914至1919年间，中国工人的人数增加了3倍，从100万增长到约300万。还有一点不应忽略，即在大战期间，被运往国外的“苦力”也有千百万人。这些人大部分在工厂或其附近干活，大多数人特别是在俄国做工的，不久就受到革命思潮的影响。事实上，十月革命之后，有整连的中国人加入了苏联的红军部队，同白军和外国干涉军英勇作战。随着人数的增长，视野的开拓，工人阶级必然要向过去自己完全被埋没的处境提出挑战。这种奋争必然表现在政治诉求上。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新的事实。

最后我们还要注意到，中国民族资本在欧战时期的扩张，还有其片面的缺陷性，即其发展完全局限在轻工业方面，在基础工业（金属、工程和采矿业）方面则没有起色。相反，正如前面所指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