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受敌的境地了。

1927年4月12日，这是一个臭名远扬的日子，蒋介石派他的部队突然进攻工人纠察队，工人死伤几千人，而正是纠察队为他扫清了军阀驻军，他才得以进入上海。蒋还秘密下令他指挥的国民党右翼军队在南京、广州等地进行类似的大屠杀，许多乡村的农民也被杀害。这次事件之后，再也没有人去提及外国3月24日针对南京事件提出的最后通牒了。从蒋介石变为卖国贼及屠杀人民的屠夫那一刻起，他在全世界资产阶级的新闻报刊中，就成了一位“英雄”。

4月18日，紧随这一连串的大屠杀之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其成员全部由国民党右翼政客和军人组成。这对于武汉的国民革命政府是一种篡权和背叛。通过背信弃义、叛变革命的“四·一二”大屠杀，通过帝国主义者团伙及杜月笙鸦片黑帮的支持，通过非法的南京政权，蒋介石得到了他所自我标榜的“正统的中国政府的权利”。

蒋介石叛变革命之后，武汉国民政府中的革命政治联盟继续存在了三个月之久，其成员是代表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和代表工人、农民的共产党人。武汉政府要求罢免蒋介石，蒋的对策是从经济上封锁武汉，使武汉与长江下游地区断绝了联系。在这段时期，武汉政府和其所控制的地区群众运动重新高涨。工人们纷纷加入工会，农民到处组成新农会。他们都要求拿起武器，斗志昂扬。但是，在这1925—1927年革命的第二阶段里，灾祸的种子并未停止萌发。

武汉政府里的国民党“左”派政客以“左”派领袖汪精卫为代表，他们开始摇摆不定，想在夹缝中“找到出路”。他们想方设法既要反对蒋介石，又要依靠尚在自己阵营中的职业军官力图控制局势，以限制工农运动，他们最恐惧的是武装起来的民众。

在共产党内，陈独秀等右翼分子仍然控制着党的政策。蒋介石叛变后不久，虽然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经指出了党的错误在于没有进一步推进社会革命，机会主义者也接受了这项批评，但党中央的领导层并未改选。此时，毛泽东刚刚在湖南组织农民运动取得了很大成功，他强烈主张党必须领导反对地主阶级的农民运动，并领导以贫农和雇农为核心的武装起来的农民。毛泽东亲眼目睹了觉醒起来的农民的力量，他要求废除对农民运动的一切束缚和限制。毛泽东对农民和农民运动充满信心，对其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说：

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一切革命的党派、革命的同志，都将在他们面前受他们的检验而决定弃取。站在他们的前头领导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呢？还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呢？每个中国人对于这三项都有选择的自由，不过时局将强迫你迅速地选择罢了。[4]

从中国革命最终的发展路径来看，毛泽东的预言是十分准确和正确的。但当时党的领导层并未选择毛所极力主张的道路。事实上，在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没有选举权。陈独秀仍然担心惹怒了资产阶级，甚至宁愿以解散农民并解除农民运动的武装来安抚资产阶级。谭平山当时担任武汉国民政府的农业部长，他就全力制止农民组织的浪潮。党没有着力创建一支配备足够政治素质优良干部的军队，在任何革命中，这都是不可原谅的疏忽。

这些错误的结果是，武汉国民政府和军队中的野心家、投机分子和反动派都走上了与蒋介石同流合污的道路。从1927年5月底开始，他们开始解散各地农会，特别是湖南省内的农会，并屠杀农会领袖和积极分子。5月和6月开始，有人倒向蒋介石的一边，其中包括长江以北的冯玉祥。7月15日，当36艘外国军舰获准驶入长江并在汉口停泊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开始屠杀工人、农民、学生，特别是共产党员。汪精卫的大屠杀甚至比蒋介石在上海清党时的屠杀还血腥。这充分说明了当地反动派是多么痛恨民众运动，他们想给民众这些下层人一个“教训”，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力车夫在大街上被滥杀，罪名是在革命中他们胆敢组织了工会；那些敢于剪短头发的女学生，也可以因此被处死，理由是，这些女子敢于剪掉其传统的长发，难道她们就不会站出来去推翻整个的传统秩序吗？

武汉政府就这样消亡了。一切权力都转归了蒋介石在南京的“国民”政权。国民党领导人背叛了孙中山的全部遗志。孙中山所要求的国民党争取民族独立，变成了与帝国主义的沆瀣一气。他所指示的国民党要扶助农工，变成了杀害工人农民。他所主张的国民党要联合共产党，变成了屠杀共产党人：谁参加共产党，谁就要被处死。他所主张的联合苏联，变成了对苏联的满怀阶级仇恨。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唯有孙夫人宋庆龄和少数人还毫不动摇地遵从孙中山的遗教。为此，他们被迫流亡出走。

蒋介石大权在握地位巩固之后，便与清朝统治者、袁世凯以及其他军阀变成了一路货色，成为了帝国主义者的盟友和工具，反对中国人民。他和他的政党现在成了城市买办和农村封建反动势力的政治代表。软弱的民族资产阶级在背叛革命时期望得到一些政治权力，但他们的期望落空了。恰恰相反，像过去处于帝国主义与反动派联合统治下一样，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逐渐沦落于绝望的境地。

之后发生的其他事件也和辛亥革命后的情况类似。1911年辛亥革命时，当帝国主义找到了一位可以接受的、为其服务的“强人”袁世凯之后，袁世凯的新政府便立即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承认。而这一次，美国又成为首先承认蒋介石政权的国家。的确，即使在资本主义自己的国际阵营里，对于革命者而言，其政府甚至取得形式上合法性的承认，其过程也是十分漫长的（这里之所以称为“形式”，是因为即使给予了正式的承认，这个革命的政府仍然可以被“合法”地推翻）。然而，对于反革命的政府而言，其被承认和接受的过程却往往十分迅速。有些时候，当反革命的政府权力分赃还未完毕时，其就已经得到外国的“承认”。

鉴于后来许多人企图把叛变者蒋介石美化成一位“民主人士”，我在这里特别引述某些外国机构代言人直言不讳的意见，以便来说明问题。当列强们还在极力拉拢引诱蒋介石之时，美国前参议员西勒斯·斯特朗（Silas Strawn）曾经在讨论中国关税问题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作为美方代表说：“中国需要一位墨索里尼。”[5]美国教授A. 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写过一本研究美国远东政策的书，这本书长期以来是美国各大学的标准教材。在这本书里，A. 惠特尼·格里斯沃尔德教授直截了当地说，蒋介石夺取了国民党统治权后，“他转变成为一位法西斯独裁者。”[6]

注释：

[1] 博格：《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纽约，1947年。

[2] 博格：《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纽约，1947年。

[3] 鲍威尔：《我在中国二十五年》，纽约，1943年。

[4] 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23—24页。

[5] 博格：《美国政策与中国革命1925—1928年》，纽约，194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