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政府与军队的控制权，把工农群众撇在一边（因为利用他们的目标已经达成），再同帝国主义达成新的妥协？

当时在国民党领导之下的共产党的领导者没有采取适当步骤和措施去走第一条道路，他们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第二条道路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以总司令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内那些与封建势力、买办阶级或大资本家有勾结的人，开始认为群众运动无足轻重。许多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些人只会同群众运动进行短暂的合作，而且这种合作还只能是“一个骑手与他所骑的马那样的合作”（即封建势力、买办阶级和大资本家要控制这种合作）。他们并不期望人民取得胜利，他们所要的是骑在人民头上掌权。在中国，这种趋势早在1926年春天就已非常明显。甚至早在北伐开始之前，蒋介石就已经派兵将省港大罢工委员会广州总部包围起来，强迫执行他的命令，并以虚构的罪名逮捕或驱逐陆海军中的共产党员，从而在部队确立自己的绝对统治地位。不仅如此，蒋介石还纵容、密谋并暗杀了进步人士、国民党的元老廖仲恺，认为廖是他实现独裁统治的绊脚石。

在1925—1927年的革命中，资产阶级力量还很脆弱并摇摆不定，而民众运动则处于高潮时期。因此，民众运动本来可以健康发展下去，避免挫折或者失败。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共产党本身还很弱小，且缺乏经验，最糟糕的还有，它的领导人是右倾机会主义者、屈从于反动势力的陈独秀。

为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而由中国各阶级组成的联合战线（其表现形式在1924—1927年就是国民党的联盟合作），是一条动员最广泛的力量来反对两大敌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正确路线。但这个联合战线必须真正由工人阶级及其政党来领导，才能赢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并为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打下基础。工人阶级必须是联合战线的核心，由它来与农民建立最牢固的同盟。毫无疑问，党还必须建立自己领导之下的革命军队，并积极保证联合战线的全部军队的革命性永不改变。除此之外，革命的胜利是没有把握的。

然而，由于急于消除国民党内右翼资本家和半封建分子的恐惧，陈独秀不但没有按照上述思路去行动（甚至没有做任何的尝试），相反，他居然利用他在党内的权威地位，让革命军已攻克的地区的工人农民停止活动，并放弃了自己的革命口号。他完全不理睬毛泽东和其他同志所坚持的巩固工人农民相互支援作为整个联合阵线中坚力量的建议。他忽视农民的态度更是致命的错误。在当时，农民占中国总人口的9/10，而农村的劳动者在一切国家都是城市工人的主要盟友。产业工人曾是主要领导力量，但在数量上即使加上他们家属，也不过占总人口的1%～2%。另外，只有农民才能推翻中国的封建主义，而中国的封建主义正是帝国主义所倚仗的基础，所以，在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农民是取得胜利的主力。不动员、不武装农民、不领导他们全力开展斗争，就意味着革命终将失败。陈独秀就犯了这样的错误。他没有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军队的领导权。当国民党右派第一次诽谤攻击共产党时，陈独秀甚至自动放弃了已经取得的部分领导权。这种让步和屈服不可避免地意味着，革命工人的小团体，缺少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力量的支持，在帝国主义者和国内的剥削者们挥起屠刀时，自然就处于任人宰割的地位。

这样，当革命部队胜利抵达沿海各省帝国主义统治的强大堡垒时，右倾机会主义者早已为1925—1927年革命的失败播下种子。事实上，反革命阶级在社会上的整体情况在党内得到了反映，这使反革命阶级不是从外部而是正好从革命阵营内部找到它们卷土重来的机会。

当时，以美英两国为首的帝国主义政府，特别关注着这种局势的发展。军阀的反动统治，像1911年的清王朝一样彻底土崩瓦解了，而且外国列强也很明白，只有两种手段能够阻挡这股浪潮：一是外国列强全力投入一场大规模战争，或者像过去选中袁世凯那样，找到一位新的叛国者来颠覆这场革命。外国的直接军事进攻是十分冒险的行动，因为谁也不知道将要付出多大代价，产生什么后果。而且，帝国主义者还害怕，这样干涉不但在中国可能带来一场混战，还可能引发各殖民国家爆发新的起义和反抗，其本国国内也将遭到民主力量和工人阶级的谴责（比如，英国当时就发生过大罢工。在许多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工人们也提出了“不许干涉中国”的口号）。所以，帝国主义国家只能采用阴谋诡计，即外国军队只用来威胁中国人民，并作为在中国扶植一场新的反革命的盾牌。而且，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者也正在阻挡群众运动的发展，这就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这种手法提供了条件。

当汉口英租界被革命军政府收回以后，英国外交界装扮出一副一反常态的和善面孔，企图以牺牲中国民众利益的“和平妥协”的幌子来讨好国民党中的右翼分子。例如，当时上海的半官方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China Daily News），原来把蒋介石骂得狗血喷头，说蒋是“赤匪”，现在却摇身一变声明“中国新的政府会在英国找到朋友”，前提是其能够“维持法律秩序，并管制好暴徒”。[2]美国华盛顿方面，长期以来其就已经通过派遣传教士、为留美学生提供奖学金和在中国设立受美国指使的传媒机构等手段，大力在国民党集团内部寻找其潜在的“朋友”，并传递出准备妥协的信号。

当北伐军在南京作战并攻占南京的时候，曾经有几名外国人死伤。1927年3月24日，美、英、法、意四国在向中国提出最后通牒之后，英、美停泊在长江上的军舰借口保护侨民，残暴地炮轰南京。这两件事的意图，都是在逼迫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右派，在支持或反对帝国主义的问题上迅速做出选择。的确，当时的英国外相张伯伦爵士，后来就曾在英国下院内吹嘘说，此举的目的是“帮助保守派以抵制激进党”。

几乎与此同时，上海这座大城市也从军阀统治中解放出来，但解放上海的人并不是蒋介石的部队，而是英雄的上海工人。上海工人在周恩来的领导下（他后来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总理）从总罢工转为武装起义，前后经过三次努力：第一次在1925年末，当时因为准备不充分，民众没有被适当动员起来，起义未能成功；第二次起义在1927年2月底，以总罢工为开始，参加的工人达30万人，但最终也失败了。军阀们曾经将被捕杀的几个共产党人的头颅挂在电线杆上，以此来恐吓人民。然而，群众运动依然持续高涨。3月21日，又宣布了总罢工，参加人数达80万人。此第三次起义，经过近两天多的激战，终于击溃并驱逐了北洋军阀在上海的驻军。

早就与帝国主义密切勾结的上海银行家和大买办们，挑唆并利用了中国实业家们对工人运动十分恐惧的心理，结果使中国的实业家们不愿意参加刚刚成立的革命政府。而取得胜利的工人准备欢迎国民革命军，为此，银行界派密使去见蒋介石。他们要求蒋进驻上海，并镇压群众运动。他们允诺给蒋几百万元的财政资助。如果蒋开进上海，还可得到英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内的外国军队保持友好中立支持。蒋和英美操纵的“公共租界”美方主席费森登、法租界当局以及鸦片帮头子杜月笙等暴徒订立协定，杜月笙得到了外国援助的5000支来复枪和其他装备。尽管不平等条约规定持有武器的中国人不得进入外国人控制的租界，但杜月笙的打手们不但被允许可以通行租界，还有卡车护送。[3]这样，工人纠察队就处于腹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