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5—1927年）

1925年孙中山先生去世后的几个月里，中国越来越多阶层的民众认识到他对时局所做结论的正确性，这就是：中华民族如果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的统治。国际形势方面，这一时期的世界资本主义各国虽然没有能够推翻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但欧洲各国兴起的工人阶级斗争浪潮最终被镇压了下去。美国大商业企业及其政府操控着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势力，并出资金或者直接支持各国的反动派，结果，德国和匈牙利的革命都遭受了失败，而法西斯却在意大利登台了。

1921—1922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结束之后，世界经济进入相对稳定发展的时期。一如既往地，帝国主义国家总是在睡梦中都想把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消灭掉。但首先，它们必须把东方尤其是中国的革命浪潮压下去。因此，中国的每一次国民革命运动，都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打压的目标。

1925年2月到5月间，上海和青岛的日商纱厂爆发罢工，参加罢工者超过10万人。工人们的要求除无一例外地包括提高待遇和承认工会组织外，还包括废除“鞭打工人”，由此我们可以想象当时工人的处境有多么悲惨。每次罢工都会与公共租界和军阀政府警察发生冲突。但不管怎样，经过顽强的斗争，工人们的待遇和工作条件总算得到一些改善。

5月1日，在广州举行了第二次全国劳动联合会大会，全国51.4万名有组织的工人派出代表与会。这时日本政府要求中国当局解散上海的纺织业工会。同月，上海国棉七厂日方警卫枪杀了工人顾正红（顾是工会领导人和共产党员），还打伤多人。这场暴行以及其他类似的挑衅镇压事件，激起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群众的极大义愤，上海本来就是中国工人最集中，而且也是帝国主义列强最集中的地方。

学生和民主知识分子为受伤工人发起募捐运动，但他们也被投进了监狱。帝国主义国家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管理机构是工部局，当时的局长是美国人费森登（Fessenden），他下令实行新闻检查并进行其他镇压行动。镇压活动在5月30日达到高峰。当天，租界内的英国巡捕头子埃弗森（Everson）指挥巡捕公然向近万名游行示威、要求释放被捕者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的学生和市民开枪射击，导致多人死伤。这是继1919年5月4日和1923年2月7日两次工人、学生和群众运动的高潮之后，全国性觉醒的群众运动的第三次高潮。在这次高潮中，一切民主阶层和团体以血的代价组成了新的联盟。

帝国主义国家对这次惨案进行了装模作样的敷衍调查，但刽子手埃弗森（Everson）却被定为无罪。英方法官亨利·高兰（Henry Gollan，前香港殖民地的大法官）以及日本法官舒格（K. Suga）两人都声称，“下令开枪是无可非议的。”美国驻其殖民地马尼拉的法官金利·约翰逊（E. Ginley Johnson）发表了一篇振振有词、类似那个主持审判耶稣并下令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巡抚官彼拉多的名言的文章：“当时如果有足够多的警察在现场，开枪的事可能就不至于发生。由于警力不足，开枪就是不可避免的。”[1]

惨案激起全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罢工浪潮日益高涨。学生们纷纷走上街头示威游行，要求驱逐帝国主义者，大学中学悉数关闭罢课。全国还掀起了抵制英货和日货的浪潮，不卖不买两国商品。到处都在发生血腥冲突。在广州，抗议的示威群众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和法国军警的机枪扫射，导致多人死伤。这场屠杀发生在革命首都的外国飞地里，更说明了中国收复被帝国主义所掠夺特权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在英国占领下的殖民地香港，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省港大罢工，使香港陷于长达16个月的瘫痪状态。外国军队在中国海岸登陆；像太平天国起义时期那样，许多武装的外国海盗结成了团伙趁火打劫，这是他们的本性。一些由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民族分子以及白俄流民组成的打砸团，打起了“上海法西斯蒂”的旗号。当时，英国报纸《北华日报》（North China Herald）的主要撰稿人是美国人罗德尼·吉尔伯特（Rodney Gilbert）。他是“法西斯蒂的吹鼓手”，公开叫嚣对中国的爱国者可以援用“美国西部开发时林奇（Lynch）法官所采用过的私刑”。

在省港大罢工的影响下，革命根据地广州得到了巩固和加强。13万有组织的罢工工人从英国殖民地香港撤回到广东，成为革命的重要新生力量。广东军政府不久即积极准备北伐，以消灭军阀。军阀是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主要工具。1925年底，以英国为后台的军阀陈炯明被逐出了广东。自1926年7月开始，从广州出发的北伐新军接连打胜仗，这是太平天国起义以来少有的局面。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北伐新军便于9月间攻克了长江边的汉口。北伐新军节节胜利的原因，是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得到广大民众的支援，尤其农民运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湖南，毛泽东十分活跃地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初农会会员有200万人，而到了同年4月间便激增到500万人。

北伐战争都在远离沿海省份的内地进行，与主要的帝国主义列强没有构成直接冲突。但英国军舰却于1926年9月5日开炮轰击了长江上游万县手无寸铁的居民，英国军队还向当时在革命政府所在地汉口庆祝光复的游行群众开枪。汉口工人予以还击，于1927年1月4日控制了汉口的英国租界。革命政府由此正式要求英国归还租界。面对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英国政府只得采取花招，同意了中国的要求。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这是中国人民首次收回自己土地上的外国领地。

1927年1月1日，革命的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了武汉（武汉由武昌、汉口和汉阳三镇组成）。与此同时，一些地方军阀也宣布赞同革命，其中包括“基督将军”冯玉祥，他的部队驻守在中国西北部。冯玉祥早就与民族资产阶级过从甚密，同时与广州也时有联系。他的部队既有国民党人也有共产党人。有些军阀则暂时抱着徘徊观望的态度，不急于冒进，不急于追赶革命高潮，甚至希望有机会还能恢复旧秩序。

这种形势使联合战线的任务在军事方面的压力有所减轻。但从政治方面来看它代表了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说明封建保守分子渗入了革命队伍。在1926年12月到1927年1月宣布效忠革命派的56位将军中，据目前的估计有51位是地主出身，他们拥有的财产比一般农民家庭高出250倍，这些将军（军阀）的部队分别驻扎在安徽、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和福建等省，他们的财产也都分布在这些区域。

1927年初，由于共产党员、工人和农民的大量加入，国民党党员人数急剧上升增加到500万人，力量不断加强。共产党党员的人数则从1925年“五卅”惨案时的900人，增长到5.7万人。有组织的工会会员人数接近300万人，农会会员近1000万人。

胜利已经在望，然而问题也随之出现了：由谁来收获果实？是由工人阶级帮助广大农民群众完成他们的目标，从而将全国绝大多数民众动员起来，共享胜利果实？还是由联合战线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贯彻始终，建立起民主共和国，进而过渡到社会主义？

或者，由代表大资产阶级的政客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