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建立革命的统一战线

（1923—1925年）

在1922年7月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中国共产党就已经指出必须进行具有广泛基础的斗争，才能够“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宣言虽然还存在不足，即没有强调工人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也没有为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提出明确的土地改革纲领，但它仍然是迄今为止中国人民对奋斗目标和愿景的最明确宣言。

一年以后，也就是在“二七”大罢工之后举行的党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又对必须建立的革命联盟做出了明确的安排，大会指出，工人阶级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中并不孤立，也不必要孤军作战。

农民阶级在军阀的勒索压榨和农产品不断贬值的双重打击之下，已经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1922年华北许多地方都纷纷爆发农民起义。共产党员彭湃在广东组织建立的第一个农会，会员超过了20万，他们在中国的南方开展斗争。

民族资本家在第一次大战期间得到短暂喘息和发展，但在战后又遭到挤压而在走下坡路。他们不仅遭受老帝国主义列强和大官僚资产阶级的压迫，还受到1921年发生的战后世界性经济衰退的影响，以及由于军阀混战而导致的国内市场崩溃的打击。因此，共产党提出在制定共同纲领的基础上，与国民党建立联合的统一战线。国民党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由于从未能够与城乡劳动大众建立合作，其当时正在困境中寻求出路而没有结果。

与资产阶级建立联合行动的动议，是依据列宁的指示做出的。列宁指出，在帝国主义国家、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以及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家之内搞革命，所采取的原则应当有根本的差别。在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是对本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压迫者；而在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国家以及帝国主义的附属国家，有些资产阶级也同样遭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因而，列宁指出“在殖民地国家里，共产党人应该支持资产阶级的解放运动，但这种运动必须是真正的革命运动，而且他们的代表不能妨碍我们组织和教育农民和被剥削群众，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1]

当时中国就存在这样的状况，因此出现了战斗的民族革命运动空前高涨的局面。

这个时期的国民党，是由真正的爱国者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孙中山先生虽然对形势有过许多估计不足和失误，却从来没有丧失过战斗精神，也从来没有忘记从实践中吸取教训。他早就认识到，只有通过武装的革命斗争，才能够推翻武装的中国军阀；只有推翻了武装的中国军阀，中国才能够统一。虽然如此，孙中山先生却专心致志于寻找一支现有的军事武装，即试图与一个“比较爱国的军阀”进行联合，作为实现其理想的工具。基于这种一厢情愿的想法和手段，他不加认真鉴别，寄希望于一切能够寻找到的力量，相比之下却忽视了1919年“五四”反帝群众运动的革命潜在力量。而且，长期以来他对帝国主义的本性认识不足。在他所著《中国的国际发展》一书中，他曾试图说服外国资本家，只要外国列强与一个统一的、主权独立的中国做生意，而不是企图通过政治统治瓜分它从而消灭这个市场，就可以避免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来的经济危机。然而，以一个强大、主权独立的中国作为上述目的的前提，并奢望帝国主义者来拉中国一把而不是反对中国的强大和主权独立，只能是纯粹的幻想。

对于现实世界的错误理解，使孙中山先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给外国列强的陈词和建议，根本无人理睬。他幻想依靠的南方的“爱国”军阀陈炯明，在被英国政府所收买之后，将他驱逐出了他所在的大本营广州。而这位早已被人遗忘的军阀叛徒，不久以前还被人大肆吹捧为“是我在中国所见过的所有官员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他很有可能成为一流的民族人物”。吹捧陈炯明的就是西方自由主义的吹鼓手，著名的美国“进步教育家”杜威（Dewey，John）。[2]杜威教授在当时的中国，即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成为了一批人心目中特别垂青的哲学家和“圣人”。这批人试图把中国青年人逐渐高涨的革命热情从马克思主义（即他们十分惧怕的“布尔什维主义”）引导到（对帝国主义说来）比较安全的实用主义以及行政和教育改革的道路上来。

然而，孙中山不属于上述一类人。从一开始他就敬仰俄罗斯的革命。1921年之后，他就一直研究俄国革命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他给苏联领导人写信说：“我对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的苏维埃，你们的军队，你们教育的组织工作，极感兴趣。像莫斯科一样，我愿把‘中华民国’的基础，深深扎根在年轻一代的心头，他们是为明天劳动的人。”

1923年，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的代表有过接触。他也和苏联派来的外交官越飞谈过话。越飞本是来与帝国主义控制的北京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但没有被接待。中国共产党当时提出了与孙中山合作的建议，孙认为合理可行。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孙中山对他自己的政纲和观点做了大幅修改。孙中山用极大的热情宣传这些新思想和新主张，认为这是使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也是他毕生所上下求索的。

孙中山为国民党制定的“三大政策”是：联合苏俄（联俄），联合中国共产党（联共），扶助工人和农民运动（扶助农工）。在一系列的演说中孙中山重新阐释了他20年前所提出的三民主义，极大地加强了三民主义学说的革命性特色，而这正是1911年辛亥革命后国民党追求议会道路而导致灾难性后果时，早已抛弃了的。

民族主义的内容，不再是以汉族（中国的主要民族）的统治来取代清朝皇帝（满人）的统治，这一观念早已随时势推移而过时。新的内容是把中国从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控制中解放出来，实现国内各民族完全平等。孙中山终其一生所奉行的是，既要从中国的民主遗产中，也要从一切民族的民主传统中吸取营养。因而，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始终与世界各国之间有关和平的国际主义思想和“普遍和谐”的理念联系在一起，这也是民族主义的另一个特点。要做到这一点，没有最低的先决条件，即各国之间平等，是不可能的。这就是孙中山痛恨和鄙视殖民主义的思想根源。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统治集团的本性，他曾有深切的认识并这样写道：

他们不仅利用极少数人控制了他们自己大陆和他们自己国家的大多数人，还把这种模式和苦难扩散到了亚洲，在那里九亿人被少数人压榨剥削。这是极其残酷的现象，世上再无比这更令人痛恨之事。

孙中山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只有团结一致，亚洲各国人民的独立运动才可能成功。在实现世界大同、普天之下皆兄弟姐妹的伟大理想之前，还要完成艰巨的斗争任务。

对民权主义的解释是：“现代各国所谓的民主制度，一般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人民的工具。而国民党的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也。”

民生主义的中心是满足“耕者有其田”的要求，使农民的愿望成为可能。承认并保障工人有组织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和基本工作条件的权利。私人资本不能操纵和垄断事关国民生计的基础经济领域，有关国民生计的基础经济领域实行国有化经营。孙中山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