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抗日战争

杂志上写道：

日本战争物资的80%来自美国……日本飞机无情轰炸中国时所用的燃油95%是美国油。

在抗战的头三年，苏联给予中国长期贷款用于购买军备和其他必需品，数倍于英国和美国给予中国的贷款额……

更有甚者，在国联会议上，是俄国站在坚定的立场，支持中国，呼吁对罪恶的日本侵略者采取积极措施……当日本抗议说，俄国对中国的援助是违背中立立场时，俄国并未退缩、投降或是妥协，而是继续向中国输送军援……

我要指出的是，俄国的帮助是完全无条件的。[12]

作为对苏联援助中国的报复，日本向苏联领土及其盟国蒙古人民共和国发动了两次进攻。一次是1937年在距海参崴不远的喀山湖，另一次是1939年在蒙古的诺门坎，两次都以日本大败而告终。仅诺门坎一战日本就损失了660架飞机和大批坦克，至少有2.5万人阵亡。[13]重重地遭受了这些挫败之后，日本对于西方怂恿其入侵苏联不再理会，暂时抑制了其入侵西伯利亚的野心，而选择其认为“抵抗力最小的战线”南太平洋去撞大运。

最终，苏联军队在1941—1945年摧毁了希特勒的大举入侵，并在与其他盟国达成一致后，对集中在满洲的日本地面部队给予了迅猛有力的打击，确保了东京军国主义者再也不能在中国土地上继续作战，并使之陷入最终的败局。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也参与了这些军事行动。

所谓的“原子弹的决定性作用”，是华盛顿为了政治目的而制造的一个神话，在原子弹爆炸之后，这种说法被极端夸大并极端卖力地在全世界广为传播。日本投降的当天，反苏的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发表军事评论说：“俄国人加入对日作战是加速日本灭亡的决定性因素，即使没有原子弹投下也是如此。”[14]有两位美国政策分析评论家（其中一位后来做了杜鲁门总统政府的空军部长）后来坦率地披露，决定使用这一灭绝人性的武器，是出于政治原因：

为什么我们在那时投下了原子弹？假如原子弹使用是正当的，我们为何不在联合国主持下做一次试验，以显示其威力，然后向日本提出最后通牒？

如果美国的目的是，在俄国还没有参战时就要把日本打垮，或者在俄国有任何参战暗示之前就要把日本打垮，那么，任何试验都不可能。[15]

因此，原子弹在广岛和长崎的爆炸，并不代表它是打败日本军阀和结束反法西斯战争必不可少的武器。恰恰相反，对在与所有法西斯轴心国斗争中起主要作用的各国人民，原子弹的爆炸无异于是一种威慑和恐吓，它把胜利果实从人民手中夺走。在远东，这就如同决定了那时的社会主义苏联与在中国及其他东亚地区与日本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革命力量，在战后处理日本的问题上失去了发言权。当时的形势正如它的策划者美国副国务卿约瑟夫·格鲁（Joseph Grew）所证实的，美国的政策已经转变为战后保留日本天皇，以防止来自日本本国人民的革命。

总之，我们必须指出，在中国，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原子弹吓倒，他们才能够继续完成自己的革命。1945年8月13日，在原子弹爆炸之后的第5天，毛泽东嘲笑了“武器决定论”者面对原子弹爆炸所流露出的所有束手无策的情绪，那种怀疑无产阶级革命必须依赖人民大众的态度。毛泽东指出，仅仅依靠“小米加步枪”，人民军队成功地战败了日本以现代化武器为后盾的战争机器。如果美国装备下的蒋介石军队把内战强加给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同样也会赢得胜利。

数月之后的1946年8月（当时内战已经爆发），毛泽东在会见世界知名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说：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蒋介石和他的支持者美国反动派也都是纸老虎。提起美国帝国主义，人们似乎觉得它是强大得不得了的，中国的反动派正在拿美国的“强大”来吓唬中国人民。但是美国反动派也将要同一切历史上的反动派一样，被证明为并没有什么力量。在美国，另有一类人是真正有力量的，这就是美国人民。

这个对世界上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为一方，以人民（尤其他们本国人民）为另一方的双方间新的力量平衡的论断，并不是抽象的哲学概念。它是毛泽东领导之下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想，这一战略思想使中国人民能够巩固反法西斯斗争的成果，并不断继续前进，带领人民不仅争取民族独立，而且争取社会解放。在西欧，正是由于没有正确的战略指导思想，那里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斗争中已取得领导地位的情况下，没有能够像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那样继续取得胜利。

注释：

[1] 1941年3月29日由德国外长签发的文件，被美国政府截获并公布。

[2] 所有这些当时在重庆已是公开的秘密。尽管在很多年里，这些都不能披露在“高雅”的出版物上。例如，战时美国外交官奥·埃德蒙·克拉布在他的《我的目击记》（1975年纽约）中，描述他当时在“肮脏的、被炸毁的……重庆，店铺存的都是从日本占领的上海进的货物，旅客们来往于日本傀儡政府所在地南京”。日本轰炸的主要受害者是老百姓。官员们消费的是日货，还私通日寇。

[3] 史迪威本人为这些事件所作的旁证，可查阅怀特（T. H. White）编纂的《史迪威书信集》，纽约，1948年；以及史迪威一位战时参谋写的《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第二次大战期间谢伟思文电稿汇编》，纽约，1974年；另外还有美国历史学家巴巴拉·W. 塔奇曼运用一些新披露材料写成的《史迪威和在华美国人的经历，1911年—1945年》，纽约，1971年。

[4] 毛泽东：《愚公移山》，《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3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322页。

[5]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后来试图在20多年间“封锁”、“禁运”和“孤立”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中国，以“遏制”和抵消它的影响。他们该记得，这种手法已被证明行不通，尽管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解放区正遭到分割和围剿。苏联修正主义领导人开始滑向社会帝国主义，这标志着他们对革命马列主义的彻底背叛，从赫鲁晓夫时代起他们也用与帝国主义同样的一套策略对待中国，结果等待他们的是同样的失败。

[6] 都发表于1941—1944年间，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

[7] 毛泽东：《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英文版），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337—338页。

[8] 1938年12月30日伦敦《泰晤士报》刊登了开滦煤矿的年度报告，表达了对“日本当局良好理解”的感激之情。“这表现在每次对矿务局的保卫行动和给予开滦煤矿生产和运输的援助。”同一年，矿山股票持有者获得7.5%的派息，而头一年只有5%。更主要的是，面对日本的军需市场，一个年总产100万吨的新矿井开掘已经列入这家英国公司的计划中。见 F. C. 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