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抗日战争

/>解放区像一块磁石，吸引的不仅是中国人，还有日本共产党领导的一个英勇的日本爱国团体，其中有许多是曾因反对日本和中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者——而坐过监狱的志士。在解放区你还可以看到朝鲜、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的爱国者。年轻的印度医生柯棣华在前线救死扶伤时牺牲了。美国革命作家史沫特莱曾跟随八路军和新四军行军，搜集素材加以宣传并由此唤醒了她本国的众多同胞，使他们认识到广大的中国人民的斗争在世界范围内的光荣和重要意义。在解放区，加拿大外科医生、马列主义者诺尔曼·白求恩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毛泽东将其当作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全体共产党人行为的榜样来纪念，并号召大家向他学习。[7]在反对中外反动派结成的所有联盟的过程中，中外人民缔结了战斗的友谊，而延安是该友谊的源头。

抗日战争中的两条战线和两大阵营就这样形成了：一边是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另一边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共产党。一个把中国引向分裂、反动和不断的失败；另一个——人民战争的战线——奠定了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基石，不仅如此，它还为随之而来的中国已进行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面对国内外一切敌人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的最后胜利打下了基础。这确实是世界所有进步力量的伟大胜利，不仅因为它改变了全球各种势力的格局和平衡，还在于它昭示了如何运用前所未有的不断发展和成熟的理论以及与之对应的实践，依据本国具体条件开展并赢得一场人民战争。

现在让我们审视一下抗日战争发生时的特定国际环境。

美国总统罗斯福早在1937年就大谈“孤立侵略者”并对战争受害者表示同情。但在实际行动上，美国垄断集团却不断扩大向日本出口石油、生铁和其他军用物资，没有这些物资是无法发动并维持战争的。1938年，这些军需物资占了美国当年对日出口总量的67%，到1939年这个比例上升到70%。直到1941年罗斯福政府才开始实施对日本侵略者采取经济制裁的禁运手段。但那是在日本已明明白白地表现出它不仅要进攻中国或打击苏联，还决定继续“向南”进军，把矛头指向美国和英国在亚洲的势力范围之后。即便到了这时，美国外交官们还在企图日本能达成一个“远东慕尼黑”阴谋。在这一交易中，美国容许日本保留在中国已经争夺到手的“满洲国”，前提是它不过多地侵犯美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时，美日双方的代表们还正在谈判桌上讨论这种安排。

美日帝国主义之间的内部斗争是实实在在而又极其尖锐的。但美国政府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与日本发生火并，实际上它更愿意用日本来消耗中国和苏联，以便日后它能够仰仗着久经考验的美元的威力，从经济上操纵控制一个新的日本帝国。

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统治集团自然地被迫改变策略。他们现在与中国变成了同盟，开始携手对日本作战。但美国的政策逐渐转向，它要极力把中美同盟引导到实质上是把中国变成其殖民地，把中国人民的民族抱负和其他帝国主义竞争对手的影响永远排除。大批的美国军官、官员和军事、经济、教育顾问都涌入了中国。他们指责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无可救药，试图把美国的指挥官和管理人员，以及最“可靠”的亲美中国官员，安插到军事和国民生活的各个部门。

美国在偶尔督促蒋介石与共产党谈判，以避免在对日作战中陷于内乱的同时，也有它自己的一套如意算盘。国家利益是美国对日作战的主要动机，而通过对日作战达到国际力量的重新平衡也是其另一重要目的。但是到1944年，美国的重心转移到了如何“挽救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上，这就是，不能让国民党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发动内战，而是要等到它有把握摧毁和遏制人民革命的时机到来之时。当美国政府作为国共两党间的调停人出现时，它妄图借此“谈判”取消解放区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所代表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或者至少使中国人民不能再搞任何独立的革命运动。要取消中国人民经过百年苦难和奋斗取得的最坚实的成果，以及他们用鲜血所凝成的对未来的庄严保证，这倒是一个天真而便捷的途径。

在1937—1941年间，英国最用心的事情就是收买日本。在日军侵占中国的地区，英国将长期以来由自己控制的中国海关税的征收权，移交给了侵华日军。在中国的华北，英国人控制的开滦矿务局欣然向侵略者提供煤炭。1938年3月，开滦矿务局请来日本军血腥镇压了中国矿工的罢工。[8]1938年6月27日，英国政府充任了中日之间的调停者。一位英国作家[9]这样评价说：“对于战争的爆发，哪一方负有更多责任，（英国）未置一词。”在伦敦看来，日本人的胜利是不可避免的，而1938年11月1日首相张伯伦曾得意扬言——还是那位作者写道：“他不相信当中日战争结束时，日本自己能够提供开发中国的新资本。没有英国的帮助，中国的重建就不可能。”1939年年中，经英国驻东京大使克雷吉爵士（Sir Robert Craigie）与日本外相谈判，英国政府正式批准，根据它在天津租界的治外法权，日本军队有权“镇压或清除任何会阻碍他们或有利敌方的行为。”据此，英国人忠实地请日本军队屠杀大批从事爱国抵抗运动的中国人。

在此时期，英国不仅以牺牲中国为条件，谋求与日本侵略者和解，而且又一次故伎重演趁火打劫，利用中国的国难寻找蚕食中国疆土的机会。1936年，当日本大举进攻中国已迫在眉睫之时，英国又在西藏地区单方划定一条从未被任何中国政府所承认的“麦克马洪线”，将其作为“分界线”而不是一项诉求载入英国正式地图。[10]甚至到了后来的战争期间，作为中国的盟军对日作战时，英国还在接连不断地把驻印度部队调进西藏。比如，1944年5月的一次这样的蚕食行动就曾遭到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的抗议。尽管拉萨地方政府难以摆脱英国势力的影响，但对于“麦克马洪线”，它和中央政府一样无法接受。12月，英国试图消除拉萨的对立情绪，提出了达旺以南的另外一条“分界线”，同样遭到拉萨地方政府的拒绝。1945年4月，在对日战争结束前不久，西藏人又一次对英印士兵入侵瓦龙提出了抗议。在这一时期，中国的边境屡遭侵犯，包括西藏的其他地区、新疆的阿克塞地区，还有来自缅甸方面的冲突。

1940年，伦敦迫于日本的压力，关闭了中缅公路这条中国接受西方援助的唯一安全通道，并尽它之力安排了一次中日两国之间的“调停”。随着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英国开始逐渐把精力放在制定并执行一项长期的政策上——如何在民族解放运动和美国日益增长的侵略性面前，保住它自己在中国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

相比之下，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的政策是援助所有受到法西斯侵略的国家。1937年日本侵入中国之后，苏联立即与中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向中国提供长期贷款，并通过西北边境开始向中国提供军事和其他物资。一支实力强大的苏联志愿空军，在反击日本对南京、汉口和其他城市的空袭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就连一直站在蒋介石一边的美国空军将领陈纳德，在1949年写的一本书中也不得不承认，“从1937年夏季战争爆发到1942年底，对中国援助最大最多的是俄国。”[11]相比苏联的行为，激烈反共反苏、担任战时国民党航空委员会主任的蒋介石夫人对于美国的行为十分愤怒。她在美国的一份销路颇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