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及其胜利

不要把革命搞得太紧，一旦内战爆发，中华民族就要冒着自我毁灭的危险，”十年以后毛泽东回忆道。[9]这是对中国共产党能力的一个最严峻考验：是否能够对形势做出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判断，并将之放到本国的决定性实践中去检验。共产党人这样做了，并且取得了完全的成功。新中国的诞生就是其成果。可以想象得出，这种客观正确的判断及其实践结果的无比重要的意义在于，如果没有新中国，或者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僵化状态，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子。“中国革命胜利后，他（斯大林）承认了自己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后来提起过此事。[10]应该指出，这样的评论并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要全面否定斯大林，而是肯定他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的全部贡献大于他的错误。问题在于，任何国家的革命航程，都包括注意听取外界的正确意见，和拒绝那些不正确的判断，这是革命先锋队和领导者的义务和责任。

那么，中国共产党如何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整个形势呢？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相信，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一定会达成妥协。因为军事力量的实际平衡，和人民斗争不断高涨的压力，使得妥协成为可能，而且大家会愿意接受。但是毛泽东在1946年也指出，“这种妥协，并不要求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随之实行国内的妥协。”[11]各国人民与反动派之间的斗争将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的斗争越是发展，帝国主义者梦寐以求的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最大限度地被阻止。问题在于不要去回避“刺激”那些好战分子和反动派，而要设法捆住他们的手脚，制止他们胡作非为。时刻准备进行革命的各国人民，会勇敢地去这样做。

事实上，帝国主义者和各国反动派还没有一件有效的武器（将来也不会有），可以用来对付扎根于群众的革命运动。蒋介石如同他之前的日本侵略者，和他之后侵略越南的美国者一样，企图使用反革命的“特殊的”和“反游击的游击”的“秘密胜利”花招，挑动革命者打革命者，用这样的伎俩来对付革命。但是这一花样最终完全失败了。这是因为，革命战争要想成功，只能建立在民众支持的革命政治基础之上，必须组织一支“我们自己的”人民军队。对于老百姓来说，人民的军队才是“我们的”，反人民的军队永远是人民的敌人。

在中国，1947年7月，人民革命军队完成了军事和经济意义上的“以农村包围城市”，在政治情感层面，人民革命军队也实现了来自城市和农村的中国民众对于国民党的包围和孤立。这个月，人民解放军渡过了黄河南下。这一举动标志着战争进入第二阶段，也是最后阶段——解放大城市的战略进攻阶段。在1947年12月召开的党的会议上，毛泽东主席指出，这不仅标志着国内战争的转折点，而且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12]。事实很快就证明了这一论断的正确性。

1948年9月到11月，整个东北解放，国民党军队被歼被俘者共计47.2万人。美国军事顾问们以近乎绝望的口气报告说，在锦州“防卫城市的第93军部队直接投奔了共军”[13]。在其他战场，“美国训练和装备的军团都土崩瓦解了。”“国民党军队从辽沈地区乘船撤走者只有几千人，绝大多数政府军都不战而降。”[14]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预感到反动军队的濒临溃败，于是积极寻求利用联合国来遏制人民军队在战略要地东北的胜利。魏德迈将军（A. C. Wedemeyer）被杜鲁门派到联合国去报告有关中国的形势，他于1947年9月9日正式提出建议说，“联合国应立即采取措施，促成在东北停战，以备下一步的监护或托管。”[15]他还建议征得联合国的认可后，由华盛顿对中国事务进行全面的干涉。这是早年美国常用的手段：一贯利用国际组织缔造和平的空气，将其作为反动和进行新殖民主义的工具，采取直接军事行动对付革命力量，或者通过引诱麻痹的手段，使他们陷入被消灭的境地。后来的典型事例，当然是朝鲜。我在这里提到1947年这段插曲是要说明，那时和此后很长时期里，中国人民的警惕性，包括在冷战时期他们对联合国的看法，是建立在深刻历史经验的基础之上的。中国的革命军队没有理会这些阴谋花招，坚持继续战斗并在魏德迈标上“国际托管”的地区赢得了胜利。[16]

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此以后，解放军无论在战斗力和政治支持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超过了国民党军队。

在紧接辽沈战役的淮海战役（1948年11月—1949年1月）中，55.5万人的国民党部队被消灭。援助国民党的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巴尔（Barr）将军，只好又一次在写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已经得知国民党有两个师叛变投向了共产党，还有另外三个师也有叛变的可能。”[17]淮海战役的结果是，人民的军队不仅消灭了国民党“王牌军”的大部分，还缴获了国民党军队的大量坦克、大炮以及其他的现代化装备。

正当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英雄主义和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的关头，蒋介石政府竟然通过在联合国的代表蒋廷黼，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Marshal）提出，由美国完全接管它濒临溃散的国民党军队。“美国是否同意”，他请求说，“选派美国官员以担任顾问的名义，实际上来指挥中国的军队？”蒋还请求，由一名美国将军来制定国民党的战略计划。马歇尔意识到国共两党的军事斗争大局已定，于是他只好沮丧地回答说，“美国把军官派到一个几乎注定的败局中，将是一件十分严重的事。”[18]

1949年1月，中国北方的重要港口城市天津经过战斗解放了，北平也和平解放，那里的国民党军队进行了和平改编。在这两个城市的外国观察员目睹了人民解放军的入城仪式后写道，人民解放军行进的队列携带着原来提供给国民党的美式最新装备。1949年1月，国民党又折损了50万兵力，而人民军队则进一步迅速壮大。美国官员在有关军事形势的报告中哀叹说：

在此期间，共产党卓有成效地将大约20万前政府军吸纳到了自己的军队中做兵员；还有大约40万国军俘虏被送到了共产党的后勤部队。[19]

1949年春天，人民军队抵达并驻扎在了长江北岸。在帝国主义者和此时它们的国民党工具做最后回旋之时，中国过去数百年的历史画卷似乎再次展开，但却是以飞快的速度倒退着展开的。

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在这最后一刻施展了他们的美元政治阴谋，妄图收买革命。例如，“马歇尔计划”的负责人霍夫曼（Paul Hoffman）这时现身上海，带来了一个“援助中国所有方面”的建议。[20]他的条件是共产党立即停止人民军队的进攻，并保证不“清洗”蒋介石和其他的美国奸细。

作为清王朝和卖国贼袁世凯的最后一批继承人，国民党军阀、政客们、封建主义卫道者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警察们，这时开始大喊“民主”和“国内和平”。他们提出恢复和谈，甚至允许一定程度的“土地改革”，并给地主以补偿。他们还特别提到，这一切的运作要由一个“中美农业合作委员会”来掌管。

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开始渡过长江，直捣帝国主义和蒋家王朝最重要的大本营——南京。英国军舰再次出没江上，仿佛是一系列历史事件中英国军舰的缩影和幽灵：1860年英军曾经进攻太平军；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