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及其胜利

自我缴械和短期参加资产阶级政府的路线，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胜利果实拱手交给了反动派。

然而，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保持了行动的独立性和军队的独立存在。在与国民党谈判时，共产党能够而且已经做出让步，撤销了它控制的8个解放区，并把部队北撤，转移驻地。但是在任何地方，共产党都没有把抗日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人民武装交给国民党，无论正规军还是游击队的任何一件武器、任何一粒子弹都没有交出来。

除了中国人民之外，苏联和各国的进步团体都站出来强烈反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1945年12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外长会议上，美国和英国政府还与苏联一起在支持中国和平与团结的联合声明上签了字。杜鲁门领导的美国那时还需要一个伪装，以掩盖它即将放弃罗斯福执政时期开始出现的两种制度可能走向联合的趋势。杜鲁门虽然签了字，但并不表明他要信守诺言，后来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

但不管怎样，国内和国际的这些谈判和协定后来都证明对中国革命还是有利的。美蒋原本企图把这些协定仅仅作为假面具和应付，但他们都可耻地失算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结果是，他们言行不一的嘴脸彻底暴露在中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

经济上，在抗日战争期间长期远居内地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官员们，此时如饿虎扑食般返回了原来敌人占据的地区。他们利用自己在政府中的地位，将工厂、住宅、商店和其他日本之前从民族资本家那里攫取的财富，全都饱了自己的私囊，全然不理睬原来物主的认领要求。官僚资本主义由此极度畸形膨胀，掌握了中国现代经济的命脉。私人财富集中在“四大家族”手中，他们是蒋介石、财政部长孔祥熙、外交部长宋子文和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他们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机器，攫取的总财富估计超过200亿美元。[5]

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收获其1946年中美贸易条约有关内容中作为它对国民党支持的首期回报：美国投资和商品进入中国市场打开了毫无限制的通道，形形色色、应有尽有的廉价美国货像潮水般充斥了中国的城市乡村，其中许多都是在“援助”中国的幌子下免税进口，使得中国国内生产和就业的复苏成了泡影。美国公司的推销员们乘着美国军用飞机和美国控制下的“中国”民航班机四处乱飞，把中国的矿藏和其他资源都打下标记，以便将来开发。

正常经济生活的瘫痪和日益膨胀的蒋介石军事预算，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通货膨胀。这给官僚资本家的投机商、经手外国货的掮客和腐败的官员们提供了巨额利润。然而它给工人带来的却是饥饿，给小工厂主、商人和工薪职员带来的是灭顶之灾，这种形势引发了城市劳动者的大罢工和示威游行，以及中小资产者中的反帝、反政府和激进思想的迅速增长。停止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要求停止中国内战的呼声，成为全中国大多数民众的普遍要求。事实已经表明，美国在明目张胆地再次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并复苏日本的垄断经济力量，这更加进一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何况还有美国兵在中国杀人和强奸的暴行。

国民党和它的美国主子依靠它们所知道的唯一办法——恐怖手段——来对付民众每一次的抗议游行。由蒋军驾驶的美国坦克，冲进了上海一家棉纺厂的院子，镇压绝大多数是女工的罢工者。国民党特务用美国海军谍报机构的无声手枪，杀害了文化领袖闻一多和李公朴教授。他们当时都和代表“中间道路”的民主同盟有联系。在许多城市，国民党还在校园中杀死学生（其中令人发指的一例是，学生们正在自己宿舍里睡觉）。此外，逮捕、杀害、特务活动、挑衅、反动的审查制度、对书店的搜查破坏以及其他那些在30年代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用过的种种恶劣卑鄙手段都再次被沿用，而且变本加厉。

但时代已不再是1919年、1927年和1930年代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民众日益增长的反抗情绪哪怕是暂时的，都已经无法压制下去。因为它具有坚实广阔的基础，那就是民族解放的人民阵线。这一新的民众联盟的核心，是完全成熟的中国共产党和它钢铁一般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的威望正在不可遏制地不断上升。这一人民阵线具有高度的政治水平，广阔的群众基础，果敢的战斗的领导力量，目标也十分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很快从国内和平改革，过渡到推翻国民党法西斯统治、实现“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产阶级财产并彻底从帝国主义奴役下得到解放。

当步步紧逼的实际内战打破了美国虚假的调停之后，革命的进程就加快了。一家在华出版的美国周刊这样描述首席调停员马歇尔将军的活动：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还在试图搞清楚，马歇尔将军来此的身份和目的，究竟是作为一名来自美国的调停者呢，还是作为由美军和国民党军联合组成的指挥官？[6]

美国军事代表团现在已经在内战的战场公开活动了。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即从1946年中至1947年7月，人民解放军从许多大城市主动撤退，包括它的原总部所在地延安。在战略上这是为了建立巩固的农村根据地，消耗和摧毁国民党军队，而不是固守在一城一地。解放军每到一个地方，都进行了土地改革。这已不再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限于减租减息的土改，而是把地主的土地无偿分给农民，并彻底取消所有积欠的农村债务，也就是消灭封建主义。土地改革的效果，是一批批青年农民踊跃加入了革命军队的行列，或是建立其民兵组织，以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另一方面，国民党占领区的农民纷纷起来反抗。在一份有关中国形势的美国军事报告中，无论政治方面的内容还是军事方面的内容，都使用了十分沮丧的言辞，这份报告后来收入了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的“白皮书”中。报告称，国民党军队“发现自己目前的处境与日本在侵华战争期间的遭遇毫无二致”，而人民军队“成功完整地保存了自己的实力，并能够灵活机动为最后的集中作战和调动随时都做好了准备”[7]。

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军队尽管有美国慷慨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但政治上还是迅速走向土崩瓦解。美国官员的报告十分关注“国民党的日渐穷途末路：士兵对于长官肥得流油、小兵一贫如洗的悬殊强烈不满；他们对于远离家乡在不友好的民众中打仗毫无兴趣。而共产党却是在为自己的土地而战”[8]。土地改革也影响到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国民党士兵中家和家人都在人民解放区的，和所有其他的农民一样分得了土地。他们无论如何都不能够把给了他们和他们家人土地的共产党和军队，当作自己的“敌人”。

这就毫不奇怪了：无论美国60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战争援助，还是美国军事代表团为国民党政权提供的训练和顾问，都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失败的命运。而且，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美国的原子弹垄断也无法扭转国民党政权的失败。中国人民不惧怕原子弹，他们知道，任何武器都无法战胜在革命斗争中武装起来的人民。正是在这种斗争中，他们的力量得到了空前巨大的发展。他们也不怕帝国主义者刻意渲染的那些奇谈怪论，比如说什么中国的革命如果进行到底，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此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身正处于最高潮和影响力最强的环境下，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必须面对那些可能与自己观点大相径庭的意见及其所产生的后果。“解放战争时期，斯大林第一次给我们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