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解放战争及其胜利

（1946—1949年）

1945年之后，美国企图控制并取代战败国日本在远东的位置。它所渴望得到的就是独自控制中国的巨大资源和市场。所有能够参与争夺这一控制权的帝国主义者，或自认为强大到足以分一杯羹的国家，都已被排除或者被彻底削弱了。而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则日益壮大，使美国垄断集团的独占野心难以得逞。

因此，从日本投降的那天起，美国就积极展开活动，包括从军事、政治和经济各个方面企图掠夺中国人民的胜利果实。

军事方面的第一个步骤是，麦克阿瑟将军命令在华日军不得向人民军队投降；接着，蒋介石进一步指示日本最高指挥官冈村宁茨，抵抗人民军队的受降。由于国民党军队多年前就已逃离了华北、华中的大城市和沿海主要港口，这就意味着，“投降了”的日本军队一时还能够保留其武器。还有美国军队，它在华的对日作战人数最多时只有6万人，而就在日本投降之后的一个月之内，美国军人一下子便增加到14.3万人。同时，美国空军运输队和海军舰队运送了上百万蒋介石的士兵，去接收125万日本兵的投降，并同时接收了这些投降日军的全部装备。十分具有代表性和讽刺意味的是，杜鲁门在从美国总统职位退休后所写的回忆录中，披露了美国在华这些行动的目的。杜鲁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中国的形势以及美国的举动，作了如下论述：

事实上，蒋介石如果要重新占据中国的南方，会有极大的困难。若要占领北方，他需要与共产党签订协议，如果他不与共产党和苏联人达成协议，就永远也进不了中国东北。在共产党占据着铁路线的情况下，蒋根本不可能占领东北和中南。这就完全清楚了，如果我们让日本人立即放下武器，退到海边，整个中国就会落到共产党手里。这样我们必须采取步骤，利用敌人来驻防，直到我们把中国国民党军队空运到北方，并派遣海军陆战队去驻守各港口。于是日本人便受命在原地待命。蒋介石的中国军队到达之后，日本人再向他们投降，然后把日军集中到各港口，由我们遣送他们回日本。利用日本人阻挠共产党接收的做法，是国务院和国防部共同决定，由我批准的。[1]

接着，由蒋介石授意投敌的57名将军率领的49.1万伪军，连同日本侵华期间组建的30万伪军一起，立刻重新组成了一支国民党军队。因此，这支反革命军队比原来国民党的残余军队更强大、装备更精良，他们在美国人的主持下进行部署，为进行一场空前残酷血腥的国内战争做好了准备。然而，以这种方式组建的这支反动力量在壮大之时，也同时埋下了它日后自己崩溃的种子。中国人民奋起抗战打败日本，并不是为了再受美国人控制，他们是为民族独立而战。他们不是与窃取胜利果实并企图重新发动内战的反动派和少数剥削者作战，而是为了重建国家和美好生活。这种情感存在于所有中国人的心里，国民党军队中也同样存在着这种情感。

在政治上，美蒋计划的实施需要时间且需要耍弄手段。为了计划得手，他们需要在全世界，包括中国和美国，进行欺骗性的舆论宣传，使人们见怪不怪，正如人们看惯了美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常背叛自己的目标一样。在世界范围之内，“杜鲁门时代”的美帝国主义正在打造这样一种体制：即一方面以“仁慈”者的面目掩藏其阶级本性决定的掠夺天性和战后的目标；另一面以武力威慑、恐吓并镇压人民追求新生活的愿望。为了“美国世纪”的美梦成真，美国最迫切要做的事情，就是给各国反动派以时间和物力，重建其对国家机器和军事力量的完全控制。同时，如果武力的手段不能够奏效，美国人就以哄骗和欺诈的手段，从各国人民那里夺取他们在反法西斯斗争过程中建立起的军事力量。为了实现上述目标，在中国，美国统治者最初在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充当了“调停”者的角色。

中国共产党十分明白美国和国民党的动机所在。在国共两党的谈判中，共产党以中国人民要求和平、重建家园和进步的愿望为坚实的立足点。同时，共产党使自己和全国人民清醒地认识到，“两条道路”的选择，始终摆在共产党员和整个民族的面前。即：如果中国仍然保持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状态，则中国人民过去所有的奋斗牺牲都将付之东流；因此，中国必须成为一个属于人民大众的独立国家，并且只有走工人阶级领导的唯一道路，来完成民主革命。它应该在可能的和平条件下完成，但要粉碎任何企图阻挠完成民主革命的反动势力。“在这个时期出现任何形式的机会主义，”毛泽东写道，“都会导致艰苦斗争的失败，将本应属于人民的果实拱手呈给蒋介石。”因此在与蒋的谈判中，共产党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决粉碎和揭露了美国为之撑腰的蒋介石的轮番的军事和政治挑衅。

中国共产党吸取了历史的惨痛教训之后认识到，绝不能使中国人民由于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本性心存幻想，而像1927年那样再次陷入大屠杀和历史倒退的地狱中。毛泽东在1945年抗战胜利时写道：

1927年的时候，我党还是幼年的党，对于蒋介石的反革命的突然袭击毫无精神准备，以致人民已经取得的胜利果实跟着就失掉了，人民遭受了长期的灾难，光明的中国变成了黑暗的中国。这一次不同了，我党已经有了三次革命的丰富经验，党的政治成熟程度已经大大提高了。[2]

为提醒人们注意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进行战争准备，毛泽东继续说：

看到人家手里拿着东西了，我们就要调查一下。他手里拿的是什么？是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调查了这几件事，再调查一下：中国人民也有手，也可以拿刀，没有刀可以打一把。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调查研究，发现了这个真理。[3]

为了履行自己对人民的责任，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永远不能重复1927年陈独秀所犯的投降主义者的路线，那次错误给人民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他说：

例如陈独秀，他就不知道拿着刀可以杀人。有人说，这是普遍的日常真理，共产党的领导人还会不知道？这很难说……我们采取了和陈独秀不同的办法，使被压迫、被屠杀的人民拿起刀来。[4]

以牢牢掌握着人民武装为前提，中国共产党在与蒋介石的谈判中，最终迫使国民党在1945年10月10日和1946年1月10日的两个协定上签了字。协定规定了中国政府的民主化、国民党军队与人民军队的联合基础（而不是后者被前者吞并）。蒋介石同意了这些条件，但他的目的只是为了赢得时间。之后的事情发展不出人们所料，蒋介石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但蒋介石这样做的最终结局，并没有能够使中国共产党陷于政治混乱状态（不像美国支持的反动派在西欧施展同样花招那样）。当蒋介石政权选择诉诸武力时，就已经注定了它的彻底失败。

最终结果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革命路线的胜利所证实。紧随重庆谈判之后，共产党内产生了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今后将是“和平与议会”的道路，人民武装的军队将“成为国家军队的一部分”，党的组织应当解散，许多共产党员将“进入政府官员序列”。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所有这些观点无非是1925—1927年陈独秀路线的翻版。在国际环境中，它是在鼓吹和贩卖考茨基和伯恩施坦之流的“议会道路”路线，与之类似的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