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抗日战争

（1937—1945年）

上述分析证明是正确的。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向卢沟桥附近的中国驻军发动了攻击。经过几天激战，日本占领了邻近的北平。8月13日，日本海军和陆军部队开始联合进攻上海，在那里中国军队英勇抵抗了三个月之久。

打破了统治中国的半殖民地传统，东京现在企图把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中国人民面临着他们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中国内部，内战停息了。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了协议。红军改称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党提出让其他团结进步力量加入地方参议会和政府。没收地主财产分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实行减租减息。争取民族生存的八年抗战开始了，这对所有的军队、党派和团体都是一场考验。

在敌我对抗的抗战初期，即1938年10月汉口和广州失陷之前，国民党投入了一定力量进行抵抗，有些部队在其指挥下顽强战斗，并取得了可观的战果。但即使在这一阶段，蒋介石的策略（由他的阶级本性和他与帝国主义的牵连所决定）也是消极的、机会主义的和摇摆不定的。

在国内，蒋介石企图只用一部分兵力对付日本人（这显然是无法抵抗敌人的），而保留大部分力量用于对付人民，并猜疑和防范任何民众组织发挥主动性。仅仅在抗日战争的早期，蒋介石就已经与日本人进行了两次谈判。第一次是1937年日本攻占南京的前夕，牵线者是德国人；第二次是在1938年，通过蒋派遣的秘密特使进行的。

在国际上，蒋始终把眼光盯在国际联盟和他的英美主子身上，希望他们能帮助他摆脱困境。他没有充分运用苏联与中国政府的密切关系和苏联为加强中国自身抗战力量而给予的援助。相反，他期望着苏联自己也卷入对日战争，由此增加他与日本讨价还价的砝码，甚至让日本转变立场。

这样看来，即使在中国人民为生存而团结战斗时，作为国家领袖的蒋介石，仍然按照他的反动阶级立场和年轻时在上海交易所做投机生意时养成的思考习惯行事。他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为只服从于其自己集团的狭隘利益。当全国军民为国家浴血奋斗牺牲奉献时，他仍然充当外国利益和政策的仆从和傀儡。其中最显著的一个事例就是，在1937年日军向中国发动进攻四年半之后，蒋仍然没有对日宣战。直至1941年12月日本攻击美国和英国仅仅两天之后，蒋介石才对日正式宣战。

自1939年初以来，蒋介石实际上并没有对日本人认真打过仗。他希望并放纵日本人集中兵力去对付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在日寇后方作战。与此同时，蒋又重新开始了反共的袭击和挑衅。

蒋的对外政策与其国内政策也很相似。欧战爆发之后，轴心国家曾取得暂时的胜利。蒋介石用自己的行动证明，只要局势对其有利，他就会像背叛自己的人民一样，也做好了出卖英美的准备。随着法国的战败，蒋恢复了与日本最高层的直接秘密接触。当战争进入最紧张状态时，东京外相松冈洋右对他的纳粹同行里宾特洛甫谈起蒋介石时说，“我与蒋介石有私交，蒋介石理解我并信任我。”[1]

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后，国民党企图大规模地恢复内战。纳粹德国进攻莫斯科成为蒋介石向共产党领导的地区发动全面进攻的信号。继之而来的是一批国民党的上层分子企图依附轴心国。但像全世界反动派的许多美梦一样，随着希特勒的攻势在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军民英勇反击下土崩瓦解，国民党的美梦也随之破灭。这段历史再一次证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命运与中国人民，以及世界其他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命运利益，是多么紧密相关。

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1941年12月美国向日本宣战并正式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蒋介石也随之向日本和其他轴心国宣战。国民党的如意算盘是，稳坐钓鱼船，静待美国人把其从贪婪的日本和自己国家的人民那里解救出来。国民党一直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然而从1942年到1943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对英美打了一连串的大胜仗。于是，蒋介石政府立即恢复了与东京的私下接触，甚至通过公开的汉奸和纳粹特工滕内斯这些人来拉皮条。另一方面，蒋介石政府还允许黑田这样的日本特工要员住在中国战时陪都重庆，使其处于他们的保护之下。[2]

在这一阶段，蒋介石让他的57名将军率领50万人的军队投降了日本，以便得到日本的钱和装备，并使之与华北华中的共产党军队作战。蒋介石的用心很明确：假如轴心国赢了，这些部队就是他自己转变立场的桥梁；如果同盟国赢了，这些部队也能够派上用场——可以打着日本旗回到已被国民党正规部队放弃的敌占区，为以后内战占据有利的位置。

战争到了下一个阶段，即1944至1945年，日本的海军和空军都开始黔驴技穷，它的运输线在美军攻击面前已无能为力。为此，日本陆军违背在国民党地区休战的口头协定，重又发起进攻，妄图保全从东北到中印边境的铁路交通线。

对此蒋介石并没有起而抵抗。相反，他调动所有从美国得到的武器装备，以及美国军官训练过的精锐部队，来对解放区进行封锁并时时发动军事进攻。对抗日前线他不是调兵遣将，而是派出代表去谈判妥协。

蒋介石的上述所作所为都有详备的记录，并得到披露和证实。的确，那时被公之于众的事实除了出自义愤的中国爱国者之外，还有许多来自美国官员和外交官的渠道，其中就有1944年才调离的、驻中缅印战区的美军司令史迪威将军。[3]这些人虽然特别期望能够巩固战时和战后美国在华的控制权，对轴心国进行更有力的斗争，但他们许多人连自己也未意识到，他们准备好在战后实施的蒋日美携手对付中国人民的“大战略”，是何等的背信弃义。当这一计划浮出水面公之于众之后，有些人抵制它，结果就遭受迫害，并被排挤出美国的政治舞台。比如像史迪威将军，他在郁郁中不幸地死去。

针对这种形势，毛泽东指出：

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但是我们第一要把美国人民和他们的政府相区别，第二要把美国政府中决定政策的人们和下面的普通工作人员相区别。[4]

然而，中国和远东真正的历史，并不是由蒋介石、日本或美国政府和军队来任意涂抹的。未来是由中国人民和他们的革命领导力量共同创造的。在这些年里，他们的力量、经验和政治远见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他们再也不会被击败，再也不会被愚弄，再也不会像1927年那样被剥夺斗争的胜利果实。

当国民党统治集团既背叛全民族，又背叛自己军队的士兵，靠掠夺国统区人民积聚起惊人的财富时，是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高高举起了人民民族解放战争的旗帜。在反对侵略者的不懈战斗中，他们在数量和影响上都成倍增长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的西北小城延安，成为所有卓有远见的中国爱国人士心目中的指路明灯和向往所在。这里是一座巨大的熔炉，整个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在这里经受洗礼、锻炼和教育。

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期间，共产党逐渐得到具有爱国之心的中国社会各阶层的承认。这是必然结果，因为共产党维护和代表了作为民族主体和绝大多数的全国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