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1927—1937年）

1925—1927年的国民革命运动失败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令人难以置信的、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蒋介石集团为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利益而企图扭转历史的车轮，企图开历史的倒车（官僚资本主义包括一小撮国民党内的高级官员，蒋介石本人也在其中。蒋在上台之后，通过其所掌控的国家机器，逐渐成功地在各个经济部门建立起了其个人或者家族的垄断）。为了达到此种目的，仅仅在1927—1929年间，蒋屠杀的共产党人、工人、农民、学生和民主知识分子人数就达到45万人，再加上其他领域被屠杀的人，总数预计超过100万人，这个数字还不包括整个1927—1937年间蒋在战争中所屠杀的军人。正如当时叛徒汪精卫公开声明的那样，蒋的原则是“宁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在这场大屠杀中，各地的租界当局与蒋介石狼狈为奸，沆瀣一气，配合默契。他们把各自管辖区域内的进步分子抓起来，然后交给蒋的屠夫们。

但这也只是历史的一个侧面。另一个方面则是，1925—1927年间，中国革命的洪流变成了浩瀚无边、汹涌澎湃、席卷整个中国社会的海洋。这海洋虽然有涨潮也有低潮，但其势头再也无人可以阻挡。在伟大的民众运动的第一个回合失败之后，资产阶级放弃了革命，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领导权，转变为由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指出的：

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革命阶级又进一步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组建起了自己的军队。在那一天，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等在江西省的南昌组织了3万人的军队并举行起义，同反革命派作战。这次武装起义奠定了红军的基础。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将8月1日定为建军节。

8月7日，共产党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撤销陈独秀的领导权。会议还确定革命军队必须由党领导。还指出，土地问题对于革命至关重要，党的责任是领导农民拿起武器，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毛泽东在湖南和江西省执行了这些决议，并指导了两省的秋收起义。在其他省份如湖北和广东也有暴动，工人、农民和旧军队的士兵组成新军，同反动派展开斗争。

几个月之后，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率领的部队在江西省的井冈山地区会师，在这里建立起了第一个固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走向人民最终胜利的一大步。之后的两年内，共产党在中国东部、中部、南部、西部和西北部先后建立起19个根据地，后来又在江西瑞金成立了中央工农民主政府。从此以后，中国有许多地区都建成了由共产党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主政府。这些政权成为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身。此时的共产党虽遭到摧残，人数减少了许多，但它依然满怀信心，斗志昂扬，拿起武器，勇敢地进行土地改革，高举起革命政权的大旗。所有这些行动在当时还都是很小的规模，但它们却指向了一条伟大的历史道路。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这就是为期十年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时的情景。这是一场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战争。在战争的过程中，这两个阶级联合起来，占了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这种联合牢牢地巩固了下来。

在这种新形势面前，党在政策上犯了一些新的错误，后来才得到纠正，并使正确政策巩固下来。这些错误主要是“左”倾错误，其延续了许多年。中国共产党内的部分人士，出于对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客们在白色恐怖中叛变行为的愤怒，而忘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并未改变，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仍然是革命打击的目标，这就使他们在根据地采取打击富农和小资产者的政策。而这样的政策是只能在取得全国政权之后，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阶段才能推行的，某些政策则是直到那个时期也不宜采用的。他们对待联合阵线中的非共产党人，采取了消极的宗派主义态度，因而毫无必要地把革命先锋工人阶级孤立起来。他们并不理解陈独秀所主张的投降主义路线与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支持的为武装斗争服务的联合阵线有天壤之别，前者以解散群众武装来讨好资产阶级的做法导致了革命的失败，后者对于领导革命走向成功是至关重要的。

“左倾主义分子”对于在农村建立和发展新的力量失去了耐心，认为这样做效果太慢，而主张让刚刚组建的红军去进攻中心城市。可悲的是他们低估了新建立的帝国主义者与蒋介石的联盟的力量。这些轻率的起义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不但在军事上损失严重，还使这些工业城市中党的力量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的力量大为减弱。

陈独秀类型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与继之而起的“左”倾领导者（1927—1930年的瞿秋白、李立三，1931—1934年的王明）有一点是共同的：他们对中国人民中的大多数人即农民的革命潜在能量，缺乏信心。从表面上看，他们对事物的反应是极其不同的。陈惧怕武装的斗争，只相信改良和最上层的政治设计；相比之下瞿秋白、李立三则希望对一切人，包括可能的盟友，未来的可能的敌人，以及今天真正的敌人，展开武装斗争。虽然如此，这两派人却是一对孪生兄弟，都具有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与主观主义，不管在哪里他们只能致革命于失败。列宁早就指出过，在俄国革命运动的早期，也出现过类似的情景，即职业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与主张只进行经济斗争的工联主义者为一方，而看上去“极端革命的”恐怖主义者为另一方。同时还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即今天的恐怖主义者明天又常常摇身一变成为改良主义者。

在中国，具体情况又有所不同，即将指导革命走向胜利的路线是逐渐发展的，并经历了对右倾投降主义和“左”倾冒险主义的斗争考验。这是一条人民战争的路线，这条路线的特点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坚持各种形式的斗争长达20年之久，并形成了毛泽东所总结的以下原则：

因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地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的队伍不愿意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妥协，而要支持地奋斗下去，如果革命的队伍要准备积蓄和锻炼自己的力量，并避免在力量不够的时候和强大的敌人做决定胜负的战斗，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1]

在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人阶级与广大农民建立军事联盟的基础之上，统一战线的政策进一步发展完善并予以实践应用。对此，毛泽东曾经说：

每个共产党员须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2]

显而易见，中国革命还处于第一个阶段。因此，党开始寻求与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阶层以及其他可能的盟友合作的途径和办法，以反对共同的敌人。在日本侵略中国以后的年代里，当日本成为对中国民族生存，也是对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