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洋地区其他主要帝国主义列强利益的主要威胁时，党就采取了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大资产阶级集团加以联合的政策（虽然这个集团当时仰仗美国和英国的鼻息），以此来抗击日本侵略者。

一方面，统一战线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大资产阶级集团在社会政策上做一些让步；另一方面，决不允许重演1927年共产党被叛卖被屠杀的那种大灾难。这是因为，革命力量已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军队和根据地，成为了联合阵线的核心和最活跃的力量。没有哪一个想抛开这个阵线的集团能够把中国共产党孤立起来。如果有这样一个集团，它只能把自己孤立起来，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支持。

所有这些都在后来的形势发展中得到了验证。与此同时，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也证明它完全不能解决中国的任何问题，每一个关键节点都暴露出了它的本来面目。

蒋介石曾经许诺要“统一国家”，但他不久就与其他新军阀大打出手，混战一团。他把自己描画为“反对不平等条约”的形象，却在这方面没有做过一件反帝的事情。相反，在1927年底，他的部队却暗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官员，而苏联是宣布废除与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唯一国家。与此同时，在北京掌权的老牌军阀张作霖与西方和日本的外交使团共谋袭击了位于北京的苏联大使馆，而“使馆区”向来是享有豁免权的。蒋介石的英美主子，正如张作霖的日本主子一样，无时不在挖空心思、不惜一切代价地去破坏中苏之间的外交关系。

然而，帝国主义列强同中国的新军阀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在凶狠火并。日本绝不肯让美英两国的新宠蒋介石去接收他们在华北的势力范围。1928年，日本派兵进入山东济南，不仅残杀中国士兵，还杀害了由蒋介石的北伐军派去交涉的特派员蔡公时。但号称“国民革命”的蒋介石，对日本大规模入侵杀害中国军民的空前暴行，既不加以抵抗，又不诉求中国人民的支持，而是自己跑到东京，卑躬屈节地向日本军事法西斯的黑社会头子解释说，日本把蒋当作是危害日本利益的人，是一场误会。在这次拜会中，他得到了日本极端反动的黑龙会头子头山满的赏识，而正是此人在狂热地鼓吹和主张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蒙古以及苏联远东地区。

蒋心甘情愿地向一切帝国主义主子公平效劳的心迹，不久就表露无遗。在扼杀了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革命后（1917年“十月革命”在欧洲和亚洲引发的最后一波浪潮），他协同帝国主义国家着手筹备了一场帝国主义内部的干涉行动。1929年，中国在满洲（东北）的军队进攻了苏联边境，并夺取了苏联修建的中东铁路的管辖权。这条铁路原来由沙俄修建，一直是俄国治外法权式管理的重心，并由俄国军队守卫——这正如美国管理巴拿马运河区，英国管理苏伊士运河区一样，说明帝国主义列强们都是一路货色、一丘之貉。十月革命之后，这条中东铁路由西方列强和日本共同管理。[3]列强们除了协助经营沙俄在中国的一些破产的产业外，他们还把中东铁路用作进攻列宁在俄国领导的无产阶级新政权的基地。1924年在此种企图失败之后，根据苏俄与当时的中国政府签订的条约，中东铁路仍属于苏联的产业，但一切治外法权废止之后，将由中国收回主权。1929年中国收回中东铁路，大批苏联铁路员工被逮捕，中苏边境冲突不断（此时正当苏联开始进行实现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国际反动派阻挠社会主义事业的行动，反动派还随之大肆宣传“对中国的赤色侵略”，并大耍其他的流氓伎俩。

中国共产党坚决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恪守阶级与爱国主义的职责，向中国人民果断地说明并有力地谴责敌人为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利益，而阴谋把中国推向与其朋友——世界上唯一一个工人农民阶级统治的国家——进行火并的无耻企图。

苏联红军立刻重建了它原来的管理权而没有实施占领，也没有对中国要求赔款或罚金。这样，那时的苏联就尽到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本分，向中国人民表示，不能让他们遭受反动统治者的祸害。同时它也表明，它不会让帝国主义者的走狗们为所欲为。

两年之后，中国人民就开始收获蒋介石背叛民族、背叛国家、滥用中国武装力量为国内外反动派效力、镇压革命所造成的恶果。1931年9月18日，日本利用西方列强忙于应付世界性经济危机这个机会（恰如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利用了西方列强忙于内部火并的情形），悍然入侵中国，并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这是中国工业最发达的地区，总人口共计4000万。过去即使弱小的封建王朝在面对外敌入侵时也曾起而抵抗，但蒋介石却未派一兵一卒支援地方部队的自发战斗，还命令他们不得抵抗。其后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东北的抗战都由人民的游击部队承担，其领导者为共产党人。

在这段时期，蒋所作出的唯一一次“抗日”的姿态，是向国际联盟进行了申诉。国联派来了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针对日本明目张胆的侵略中国事件该团提出的最终报告却炮制出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结论，说“这次冲突的起因，并不如一般人想象的那样简单”。报告撰写得如此道貌岸然而又轻描淡写的理由是，西方列强虽然不愿意日本独自吞并他国领土捞好处，但日本行为的受害者现在只是中国，他们也就不甚在意了。尤其是，日本占领的地区邻近苏联边境，这样他们就居心叵测地指望并怂恿日本进一步冒险，向苏联方向冒险。

1932年1月日本进攻上海时，蒋介石拒绝给英勇抵抗的十九路军以任何形式的援助，因为十九路军并非蒋直接领导下的嫡系部队，他宁愿其被敌军击溃。淞沪战争结束之后，蒋接受了一个屈辱的停战协定。调停这次停战协定的是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其在当时是意大利驻上海的总领事，后来出任了法西斯意大利的外交部长。

尽管在国际上当时帝国主义之间的争斗倾轧已经发展到世界范围和规模，然而蒋在国内所主要关心的，还是“围剿”和消灭中国工农红军。但红军现处在内地，远离帝国主义盘踞的中心城市、铁路、大河，正在进行一场人民的游击运动战争。不管它打到哪里，都严格执行毛泽东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4]它所到之处，农民就能从封建地主手中夺回土地，组织起自己的政权。它不但是一支军队，还承担着教育和组织人民的任务。在1930—1934年间，红军打败了蒋介石百万军队的四次“围剿”。蒋介石的部队不但被大批击溃，成千上万的国民党士兵还纷纷加入了红军，因为他们也来自农民，还有一些爱国的军官也向红军投诚。

红军开展了广泛的政治工作，和人民群众紧密联系，并向敌军官兵开展充分的瓦解工作，从而使战斗力大大加强。红军保证了一切行动都不违背并服从于战斗的原则。特别重要的是红军把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即深入到部队的最底层。正如毛泽东后来所总结的：“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是枪指挥党。”[5]旧式军队中那种威吓欺侮的办法在红军中是不允许的，他还特别强调，官兵关系是阶级兄弟之间的关系。以服从命令这一条来说，其包括了军事民主（官兵一起讨论每次的作战方案，一起进行每次的战斗总结）与经济民主（士兵参加管理伙食账目）。这不是单纯的民主原则，而是调动全体官兵的主动性，去实现红军的目标，争取中国革命的胜利。

基于上述出发点和原则建立培养起来的红军，事实证明其战斗力数倍于它的人员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