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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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主义者拥有足够多的武器装备，对蒋介石全副武装，于是蒋便完全倒向了他们一边。蒋聘请德国法西斯军官组成了他的军事顾问团，为首的便是臭名远扬的塞克特将军，他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暗中重振军备的组织者；还有福开森将军，他后来做了希特勒占领比利时的总督。然而这些不可一世的将军们的那一套办法后来在企图消灭中国共产党部队的多场战中，却并不奏效。蒋的空军由美国的陈纳德将军和法西斯意大利的罗蒂将军组织和训练，这些空军团曾经狂轰滥炸了成千上百的村庄，屠杀了大量的农民——然而在人民战争面前，这帮人的军事价值是不堪一击的。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国民党消灭红军的企图，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但另一方面，中国红军的力量还不够强大，还不能攻占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线，革命根据地依然处于被包围封锁的状态。

在国际方面，罗马—柏林轴心开始形成，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都企图利用蒋反人民大打内战的机会，建立它们在中国的影响，以便将来有利于各自争夺世界霸权。德国人更渗透到了国民党的军队和警察组织，例如纳粹军官斯滕内斯（Walter Stennes）大尉成了蒋的保安队指挥官和私人情报队头子。意大利资本建起了中意航空工厂。前意大利财政部长斯特凡尼（Alberto de Stefani）成为了蒋的经济顾问。斯特凡尼制订计划，收买中国内河最大的航运企业，组成招商局。墨索里尼的一位高级官员，在谈到掌控中国商船公司的目的时，这样说过，“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取得中国在政治上的让步，还可能取得领土上的让步。”意大利人帮助蒋建设的空军设施，成为日后蒋进攻江西和福建两省意图分裂中国的基地。

蒋完全漠视本国人民的利益，这可以通过他对待轴心国之间的阴谋的态度得到充分表露。蒋保留了德国和意大利两国在中国的军事顾问团，即使这些国家和正在入侵中国的日本构成了最紧密的合作关系，蒋介石保留着这些军事顾问团，即使他很清楚，纳粹法西斯军官在中国各个最敏感最重要的位置上正在不断为日本搜集军事情报。

至于美国和英国，虽然日本排斥这两个国家在中国东北做生意，甚至还敢于向两国在上海的势力范围挑战，但美国和英国对于日本的这种蚕食和挑衅无动于衷。

美国曾经宣布它希望“门户开放政策”得到尊重。它为了充当“中国朋友”的角色，口头上谴责日本的侵华行为，但实际上却对日本增加了石油出口和生铁出口。这类出口物资恰恰为日本提供了最重要的原材料，没有这类原材料日本的战争机器是无法运行的。

此时的英国政府也感到，它目前所遭受的损失在日本“给了中国以教训”这点上，得到了补偿。英国外相西蒙爵士（Sir John Simon）曾极力阻止国际联盟反对日本侵略的议案，同时又假意表示同情中国，实际上一再为日本的侵略寻找借口和开脱罪。针对西蒙对中国伪善的嘴脸，日本派驻国联的代表松冈后来评论说，作为一名日本人，他也不能比西蒙做出针对日本行为更好的解释了！英国的一位内阁成员艾默里（L. S. Amery），用典型的保守党腔调说，“谁能说日本不该为保护它自身利益而采取那样的行动？它是在保卫自己，是在反对中国激进的民族主义；如果我们谴责日本，那么我们在印度的全部政策，在埃及的全部政策，都该受到谴责。”[6]

英国和美国的统治集团仍然天真地认为，只有得到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家的支援，日本才能够在经济上消化征服中国而得到果实，这样一来英美也可分享一杯羹。英国和美国还一直心怀这样的鬼胎，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部队与邻近的苏联有漫长的边防区，可以怂恿引诱日本去同苏联开战。

还是那位艾默里写道：“我们的政策，或美国的政策，都不在于诱发日本和苏联的争端，我们对此毫无兴趣；但如果日本和苏联的争端导致了双方开战，我们也不会阻止日本在东西伯利亚的扩张。”[7]美国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和英国帮助蒋介石重振金融实力，都属于一种再保险再投机的性质。蒋的金融实力加强了，他就可以立即更加卖力地去进行反人民的内战。

在国际舞台上，唯一一贯反对日本和其他法西斯侵略行径的国家是苏联。苏联积极有力地维护中国权利的行动，使得国民党政权不得不改变长期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的状况。1932年底，莫斯科和南京终于建立了外交关系。

与此同时，国民党更加凶猛地打起了内战，对日本则节节退让。但全国各地要求抗日的呼声也不断高涨。1931年和1932年，尽管遭到镇压和逮捕，城市里大学生的游行的请愿运动仍持续高涨。对蒋不抵抗政策的不满还迅速扩展到了军界。“基督将军”冯玉祥以及吉鸿昌将军等，都在察哈尔省抗击日军。但是这场抗日行动没有能够坚持长久，因为它不仅没有得到蒋的支援，还被蒋从背后捅暗刀子，最终失败。吉鸿昌将军在天津法租界被警察逮捕，送交国民党后被处死。

1933年，在上海抗击日军侵略的十九路军，后来不愿与红军作战，而在福州建立了一个既反蒋又反日的人民政府，但不久被蒋打败。

1934年10月，由于王明路线的“左”倾政治错误疏远了对于革命最有发展前景的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同时不合时宜地从原来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的正确政策改而采取阵地战，红军不得不在强大敌军的压力之下撤离了江西和福建的中央根据地，与其他地区的红军一起，开始了向西北地区的伟大长征。这次长征时间长达一年，行程两万里，在战争史上，它是无与伦比的一首壮丽史诗。天天行军打仗，加上连续不断的政策失误，使得红军损失惨重。长征开始时，各根据地红军的总数达到30万人；到结束时，人数只剩下了3万人。

然而，长征的结果，最终却是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巨大胜利。红军的行程跨越了11个省，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民众人数达两亿，红军向这些民众树立了其为人民事业献身的形象。历经千难万险最终到达西北的军队是一支久经历练的革命精华部队。在著名的1935年的遵义会议上，前些年给革命事业带来惨重损失的“左”倾领导主义，最终被否定，这成为全党工作的一个转折点。事实证明，当毛泽东的政策得到推行时，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就得到发展，还开辟了新区；而当“左”倾路线得势时，连老的、强大的既有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也都遭受损失和被摧毁。到这时，就连原来信奉“左”倾观点的人也逐渐认识到，什么政策能推动革命，什么政策使革命遭受损失。遵义会议牢固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正确领导。自此以后直到全国解放，无论右的还是“左”的机会主义路线，都在党内没有了市场，而党领导下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从此从胜利走向胜利。

在斗争的进程中，革命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挫折和暂时的失利，如何把握时机，最终转败为胜，长征就是一个经典的范例。许多人忽视这一本质特点，而只去盯着一些事实，即红军如何丧失了原来的根据地，又如何在艰难险峻的考验中损失了九成的主力部队。

张国焘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例子。这位原来的“左”倾宗派主义分子，后来又转变为右倾机会主义者。他像各种类型的机会主义分子一样，对人民和革命都丧失了信心。他对所遭受到的挫折以及摆在前面的困难感到悲观绝望，于是放弃了北上抗日的路线，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