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

而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带领他的部队，走上了另外一条路。最初他试图在四川少数民族地区立足，后来又试图突破封锁打到新疆，那里离日本侵略者最远最安全，而且又靠近友好的苏联。在西进的路途中，在无谓的战斗中，红四方面军损失了大部分人马，之后，剩下的人才认识到他们被欺骗了，于是他们经过奋力抗争之后又重返红军主力。张国焘是从目光短浅的冒险主义者，转变为同样短视的惊惶失措者的典型代表。[8]相比之下，毛泽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领导全党，对具体情况做全面正确的分析判断，因而能够对不同的意见做出正确的指导并付诸满怀信心的行动。

毛泽东在批评悲观主义者时讲道：“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还要看到全体。一个蛤蟆坐在井里说：‘天有一个井大。’这是不对的，因为天不止一个井大。如果它说：‘天的一部分有一个井大。’这是对的，因为合乎事实。”天到底有多大呢？在1935年红军完成长征后不久，中国革命有了巨大的发展之时，毛泽东这样评价了长征的伟大意义：

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地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的泥坑里去。[9]

经过长征考验的红军，精神焕发信心满满地来到了新的根据地。它又击溃了蒋介石许多次新的讨伐进攻。全中国人民都开始看到，这支部队是打不垮砸不烂战无不胜的，中国正需要且只能依靠这样的部队去把威胁中国民族生存的日本侵略者赶走。1935年12月9日，当日本进一步侵夺蚕食中国华北时，北京的大学生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活动，反抗日本的侵略。学生运动得到了全国民众的积极响应并引发了全国的抗日运动，他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联合抗日！”

此后不久，随着全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发展壮大，毛泽东提出了共产党的任务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活动结合起来，组成一条全国革命的联合战线。”党还把原来的在反帝反封建革命胜利后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成建立人民共和国，使民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也能够参加进来，在政治生活中使之也拥有合法的席位。这种改变符合革命的本质，它没有改变由无产阶级领导一个全国革命的联合阵线的原则，也没有改变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原则。这样做的目的，是更有利于在胜利完成现在的民族民主革命之后，转入未来的社会主义革命阶段。

对于与国民党军队的关系问题，红军建议双方举行谈判，以便保障国内和平，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于蒋介石派遣来消灭红军的国民党部队，红军在给予坚决的迎头痛击的同时，还向蒋的部队提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共同抗日！”的口号。

红军的上述政策和行动，适应了新现实和新形势，呼应了中国人民的感情，其倡议产生了巨大的反响和实际的效果。1936年冬天，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将军，联合了急于把日军赶走并收回东北领土的东北军少帅张学良将军，与红军达成了地方性的停战。12月，蒋介石亲自飞临西安，逼迫张杨的部队继续向红军进攻。但是张杨他们并未服从命令，倒是把蒋扣留起来。在蒋被扣押期间，周恩来去看望了蒋。见到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又回想起自己曾经残杀过几十万共产党人，蒋以为自己的大限来临了。

不服从蒋的命令、拒绝剿共的国民党成员主张把蒋作为叛国者加以公审。中国共产党建议他们不能那样做，认为那将引发新的更大规模的内战，其只能使日本渔翁得利。中国共产党主张实施一系列办法，包括释放蒋介石，建立国内和平，推动抗日斗争。所有这些都向全国人民表明，这是联合全国各阶层民众保家卫国的最佳设计方案。

中国共产党十分清楚，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渐高涨的情势之下，蒋介石很快就会对打内战力不从心。共产党对时局的判断是，随着日本侵华范围的扩大和升级，为了自己的地位和生存，蒋介石无论多么不情愿和动摇犹豫，都会不得不起而抗战；另外，蒋的美英主子在中国的地位和利益，也会受到日本军阀的威胁，这样一来美英自然会给予蒋一定的支持，以便将来在列强与日本的交涉上，能够插手捞好处。为了充分利用好上述种种积极的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必须动员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中国需要一场人民的战争来抗击日本侵略者，需要组成全国一致的联合统一阵线，来为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武装斗争服务。

注释：

[1] 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北京，1965年，第117页。

[2]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卷，北京，1965年，第330—331页。

[3] 最初，日本企图独自管理中东铁路。不久，中东铁路便由美国史蒂文斯为首的“联合铁路管理局”代管。当时，该联合铁路管理局是美国和日本部队策划入侵西伯利亚支援白俄军匪帮的机关。

[4]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1928年毛泽东在井冈山时开始制定的。它实行多年，经过多次修订，但内容基本不变，只在词句上稍有改动，用以规范军队行为。其不仅适用于红军，也适用于后续战争的继任者。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又对其重新做以颁布，内容如下：三大纪律：（1）一切行动听指挥；（2）不拿群众一针一线；（3）一切缴获要归公。八项注意：（1）谈话和气；（2）买卖公平；（3）借东西要还；（4）损坏东西要赔；（5）不打人骂人；（6）不损害庄稼；（7）不调戏妇女；（8）不虐待俘虏。

[5] 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234页。

[6] 艾默里：《前瞻观察》，伦敦，1935年。

[7] 同上。

[8] 之后，毛泽东和党曾批评张国焘，要求他不再继续犯错误，同时保留了他在党内的领导职务。但后来证明，此人本性难移，他又一次主张走“左”的冒险主义道路，并最终于1938年叛变革命，参加蒋介石政权，担任法西斯秘密警察，后来死在加拿大。

[9] 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第1卷，北京，外文出版社，1965年，第1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