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圣马修大教堂，位于罗得岛大道上，是美国首都华盛顿最漂亮的教堂之一。其造型为拉丁十字式，内墙上到处都是微光闪烁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的壁画，教堂中心顶端高达200英尺的大型铜质穹顶形似一个八面灯笼。该教堂非常适合华盛顿特区，因为“圣马修”是公务员的守护神。该教堂的中殿可容纳大约1000人，是美国政府高级别政要中的天主教徒举行葬礼、弥撒和庆典活动的重要场所。

1959年2月11日，星期三，当天早晨天气非常寒冷，阳光透过半透明的云石窗户洒入教堂，靠背长凳上几乎座无虚席。在场的有两次世界大战中的退伍军人、纽约金融界的头目、华盛顿电力公司的律师、出版界的大亨、总教区的高级神职人员、乔治城和弗吉尼亚马场的妇女、五角大楼的高级官员、白宫的代表和间谍——许许多多的间谍。

“野牛比尔”——威廉·约瑟夫·多诺万将军（William Joseph Donovan）的遗体就停放在圣殿中摆放圣餐的白色大理石桌前的棺材里，棺材上面铺盖着美国国旗。殡仪馆的人员给他穿上了定制的军装，上面别着一排排军功绶带。有篇社论写道，多诺万将军的一生是“中世纪传奇”的一生：这个爱尔兰小男孩摆脱了水牛城第一区的贫困，参加了校橄榄球队，担任四分卫；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起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授予英雄荣誉勋章；也曾在华尔街做律师挣得金钵满满。在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罗斯福任命其为间谍首领，也就是后来的美国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强硬的指挥官赢得了“野牛比尔”的绰号，他为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组建了一个上万人的间谍机构，包括准军事部队、宣传员、研究分析师，他们分散在世界各地的间谍站里，暗中与轴心国展开斗争。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因为他单枪匹马地建立起了自己的情报组织，号称了不起的“野牛比尔”。

天主教大学的合唱团唱完了歌曲，会场上窃窃私语的声音也慢慢安静下来。此时，约翰·卡特赖特（John Cartwright）阁下登上台阶，来到了讲道台致悼词：

“今天我们要告别的这位公民和战士，在许多人的生命中都举足轻重，”他浑厚洪亮的声音在教堂的中殿回响，“到场的人数和人物充分证明了他的重要性。”

艾伦·韦尔什·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坐在前排左侧，在其周围的长凳上坐着的是他的一支秘密特遣队的军官们。这位中央情报局局长喜欢故作神秘，即便是显而易见的小事，他也能表现得令人抓狂。“你只是问外面有没有下雨，他会以嘲讽的方式回答你”，有人这样说道。但是特工们都很尊敬他，杜勒斯有本事让所有人都为他冒险，且不顾生死。1959年，他已经蜚声全球，中央情报局也受到美国人的欢迎，并成为美国外交政策中所向披靡的工具。杜勒斯可以拿起电话打给世界各地的领袖和秘密特工头目，其中许多人与他私交多年（尽管如此，在技术层面，他却略显笨拙，总是对防窃听电话机手柄上的开关感到纠结——因为讲话的时候要推上去，然后又要松开来听对方的声音）。杜勒斯深谙权力之道，他擅长并且也爱玩权力游戏。一个非常崇拜他的中央情报局分析师撰写了一首关于这位局长的蹩脚的诗：

杜勒斯先生

他曾穿越海陆空

纵横五湖四海

他才干卓著

从华彬的直升机

到三角帆展开的游艇

他人享乐之时

杜勒斯先生却在辛勤工作

任劳任怨

在他的旗下大家万众一心

无比欢欣无上骄傲

在朋友们看来，杜勒斯看上去像是英国上层阶级寄宿学校的校长。他打着领结，身穿粗花呢运动外套，细细的灰色发丝稍显凌乱，胡子打理得有型有款，一支烟斗几乎整日叼在嘴边（有时候，人们会怀疑，烟斗用来装扮的作用多过吸烟），透过钢框眼镜可以看到他灰蓝色的眼睛闪烁光芒。杜勒斯讲话柔声细语，让人忍不住想向他倾诉心声，他总是爽朗地笑着，偶尔会因特别逗乐的事情而异常热情，但当他试图讨好一个陌生人或回避他不想回答的问题时，通常都报以 “呵呵”的笑声。然而，在这样一副风度翩翩的绅士面孔下，隐藏着一个彪悍的对手，一个在网球场上不愿意放弃一分的“街角斗士”，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估完全看他们是否能被自己所用的颇有心计的人，一个心底内向，总是将深不可测的意图掩盖在不露声色的外表之下的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杜勒斯曾是多诺万麾下瑞士站站长，同很多人一样，他与这位将军的关系非常微妙和复杂。杜勒斯永远不会公开否认多诺万是一个杰出的情报员。战后，多诺万曾称赞杜勒斯是他的顶级间谍，而事实正是如此，但多诺万一直对杜勒斯心存芥蒂，怀疑杜勒斯认为自己可以更好地管理战略情报局，并且想抢了他的“饭碗”，而事实也是如此。杜勒斯私下对多诺万的领导手段很是不屑，但事实上，他管理的中央情报局跟多诺万管理的并无两样。像多诺万一样，杜勒斯认为，关起门来，谦谦君子也可以干些令人讨厌的勾当，为了更高的事业可以违反道德规范。他为自己的中央情报局招兵买马，就像当年多诺万为自己的战略情报局招徕人才一样。美国最聪明、最有理想、最爱冒险和充满自信的男男女女走向世界，他们活动范围广阔，从总部到世界各地。杜勒斯在“冷战” 时期与共产党明争暗斗，而多诺万则主要是在“二战”中与纳粹周旋。像多诺万一样，杜勒斯喜欢在现场与他的间谍交换故事，微观管理他所感兴趣的秘密行动，而对那些他不感兴趣的行动却从不上心。他更乐意去执行别人不愿接受的秘密任务，即便失败，也一样会处变不惊、无所畏惧。杜勒斯还说：“如果某天你因为某件事进展不顺利就停止收集情报，那你将一事无成。”换作是多诺万也会这么说。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杜勒斯将那几年看作是他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虽然他从未明确声明过，但他在战略情报局的经历彻底塑造了他的性格。

“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占据了很大的篇章，而多诺万将军在其中发挥了杰出的作用。他在这个动荡不安、令人焦虑的年代为我们所做的贡献影响深远……”

与中央情报局特遣队坐在一起的还有理查德·麦加拉·赫尔姆斯（Richard McGarrah Helms），一个接近中年的情报员，他在情报局的所作所为也值得尊敬。尽管杜勒斯更加重视和欣赏那些勇猛之人，因而使赫尔姆斯显得默默无闻，但赫尔姆斯出色的行政管理技能使得他与众不同，杜勒斯评价其能力看似无趣实则非常有用（他常常以此来形容赫尔姆斯）。赫尔姆斯曾在多诺万的战略情报局任职，而在中央情报局就是一个纯粹的情报交易员，相比在暗处与敌人展开实地较量，他对暗中搜集和保存敌人的秘密更感兴趣。与多诺万和杜勒斯不同，他对那些局长们可能在事后会矢口否认的秘密行动充满质疑，认为这样的事情可能引发更大的错误。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战术如暗杀等，让他犹豫不决。这并非出于道德约束，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些伎俩低级且往往无效。

赫尔姆斯总是面带着蒙娜丽莎般的微笑，梳着整齐铮亮的背头，但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