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情冷傲脱俗。他从不轻易交友，即便交朋友也一直很谨慎，也总是很克制，极少放松对自己的约束。赫尔姆斯常常对自己的孩子说：“要想搜集信息，最好少说多听。”中央情报局流传着许多各色人物的故事，但人们怎么也想不出关于赫尔姆斯的风流韵事。这个尽善尽美的情报特工做事一向不留痕迹。男人们得绞尽脑汁寻找关于他的话题，因为大家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印象。女人们认为他高大英俊，事实也是如此，但也仅此而已。他讨厌引起他人的注意，甚至连亲人透露了一丁点儿与其工作有关的细节，也会令他火冒三丈。他会在聚会上翩翩起舞，也很健谈，说话风趣迷人，但为了保持头脑清晰，几乎每次只喝一杯马蒂尼。他总是第一个打道回府，以便次日上班时精神饱满。如果在他家里聚会，快到睡觉时间时，他会下逐客令。

然而，家庭成员可以察觉到他眼中闪烁的光芒。他对家人的调侃欣然接受，并且乐享生活中有趣的嘲弄；他对自己的孩子关怀备至，他们长大成人后可以跟他进行同层面的交流；在向家人敬酒致辞的时候，他会变得多愁善感，而且泪眼汪汪；他总是亲手写感谢信，并期望得到同样的反馈；他记忆力惊人，痴迷于在脑海中积累非常细微的事情（比如在聚会上，谁镶着金牙，谁爱啃指甲）；他的法语和德语都很流利，而且他对报告中的拼写是否正确和标点符号是否得当都会非常在意。每当读到《华盛顿邮报》有关情报的报道时，他就会与妻子玩“猜猜看是谁泄露了秘密”的游戏。他很喜欢看间谍小说，但不喜欢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的作品，认为其对间谍职业的描述太过阴暗而显得愤世嫉俗。

当你仔细观察时，就会发现赫尔姆斯也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个性特征。他几乎每天都要抽两包切斯特菲尔德香烟。尽管他在其他方面非常吝啬，但在着装上却总是很讲究——他从华盛顿的路易斯和托马斯·萨尔兹男装店购买昂贵的西装；因为脚偏小且脚窝很深，他专门从伦敦顶级手工鞋铺——皮尔鞋业定制价值700美元一双的皮鞋；他的皮带扣通常系在腰侧，而不是正前方；每次出门之前，都会在领带底部别上领带针，再将白色手帕整齐地塞入上衣口袋里；他总是身穿白色长裤，大摇大摆出现在网球场。

与他处理所有事情时的态度一样，对于年轻时曾任战略情报局海军中尉一事，赫尔姆斯的看法客观淡然，从无怀念之情。他倒是常与社会名人录中的特立独行者、厌倦了华尔街想寻求战斗的商人在一起，他们被多诺万将军称之为“绅士联盟”。赫尔姆斯很清楚，他们中的许多人在中央情报局很受欢迎。但他认为战略情报局对“二战”的结局产生的影响微乎其微。他曾言：“没有战略情报局，‘二战’也能胜利。”赫尔姆斯认为，尽管多诺万的工作作风稍显杂乱无章，仍是当之无愧的有远见卓识的情报界领袖人物。多诺万将军把五角大楼和美国人引入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的非常规战争。也是在战略情报局，赫尔姆斯学会了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间谍。

“自他去世之日起，有关他的功绩和荣誉的记录将受到广泛的关注，并将永远铭刻于我们的历史篇章。但是他用以战斗、领导、服务和树立榜样的生命现在宣告结束……”

威廉·约瑟夫·凯西（William Joseph Casey）坐在教堂的后面，中心的“圣马修”肖像自高处俯视着他。他悲痛欲绝，如同孝子痛失慈父。对他而言，多诺万不仅是上司，更是导师。战争期间，年仅31岁的凯西就已经在多诺万的麾下担任整个欧洲区域的秘密情报主管。两个人出身背景相似：都是贫穷的爱尔兰天主教移民的后裔，都曾靠打工读完法学院。战争爆发后，凯西就开始追随多诺万的脚步，走上了权力角逐之路，爬上了共和党政治的阶梯，凭借在华尔街赚取的财富来资助其热衷的国际事务。“二战”后时隔14年，凯西正如曾经的多诺万一样，已经是一个百万富翁。他对将军的个人魅力、开拓精神和才能智慧甚是敬佩。在其长岛豪宅的书房中，他保存着多诺万的一个小型铜像和数张照片。战后，两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经常一起在外就餐，通过书信交流对外交政策问题的看法，并一起分享喜爱的图书。多诺万看书时会在书上做标记和批注，然后将看过的几卷书寄给凯西。凯西也会回赠他自己最喜欢的图书，但却极少在空白处写下只言片语。

凯西没有耐心对内容进行批注。他曾就如何“省时省力”啃下一本纪实类小说写了一篇冗长的文章。他习惯从后向前倒着读书，先通过索引和引用注释来选择他认为需要了解的内容，其他则一带而过。凭借过目不忘的记忆力，他几乎可以一字不差地记住那些快速浏览过的期刊文章。在会议中，如果下属们重复数月前已经提交过的冗长的备忘录内容而浪费了时间时，他会怒不可遏。

凯西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总是很糟糕。中年之后更是如此——他身材高大粗壮，双下巴、厚嘴唇、金鱼眼睛，已经秃顶的头上只剩几根灰白的头发；身上的西装价格不菲，却总是皱皱巴巴，领带经常带着午餐后留下的污渍；说话时就像嘴里含着弹珠一样叽里咕噜。与他结交的人，要么成为他终身的朋友，对他崇拜有加，要么认为他是商场或政治交易中那个诡计多端的操纵者——对他唯恐避之不及。

然而，邋遢的外表下隐藏的是一个雷厉风行的实干家，他从不会安静地坐下来，边品酒边长时间地交谈。他有着近乎贪得无厌的好奇心。即便是与家人到欧洲度假，都会在车站收揽所有的时刻表，晚上在宾馆的房间里研究，次日一早便对同伴们背诵行程：“如果你在星期二下午2点想从尼斯到阿维尼翁，却耽误了火车，那么想坐下一班的话，就必须在车站等待三个小时。”似乎就没有他不感兴趣的事。对于那些与他的日常生活毫不相干的话题，他也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一个世交的儿子詹姆斯·朱利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凯西突然出现在一家夜总会，当时朱利的摇滚乐队正在那里演出。听完一组演奏后，凯西径直走向后台盘问他。“这支乐队是怎么工作的？”朱利细数他的问题，接着说道，“‘你如何得到报酬？你们如何存放乐器？’不到五分钟，他就将如何打理一个摇滚乐队了解得比我还清楚了。”

与多诺万一样，对凯西而言，在纽约赚得盆满钵满远不及那几年在战略情报局战斗来得刺激和有成就感。他也绝没有料到自己能在而立之年就肩负重任，全权负责将几十个谍报人员渗透进第三帝国。也是在多诺万将军的组织体系中，他结交了一生中最珍视的朋友。在战略情报局的岁月是他最自豪的时光，也是他人生的巅峰。

“他已从成功的荣光中离去，走向了他最终的审判，最后的荣耀和最终的命运……”

2月8日，多诺万去世当天，也是越南庆祝农历新年的第一天。威廉·伊根·科尔比（William Egan Colby）从降落在西贡新山机场的泛美航空客机“同温层巡航者”（Stratocruiser）上走了下来，火炉般的热浪扑面而来。没一会儿，身上被汗水浸湿又晒干的西装、脖颈上扎着的领结、脚上锃亮的皮鞋让人更加难以忍受，科尔比完全蔫了下来。但是面对越南“永远炽热的太阳”，他所做出的让步只是在踏入越南的当天以及未来的三年中脱掉了外套，其领结从未摘下。妻子芭芭拉就在他后面，一直在照看他们的孩子，长途飞行令她疲惫不堪。中央情报局西贡站的一位情报员领着这家人在肮脏破败的航站楼里过了海关，把他们安顿在一辆公务车上。科尔比是新上任的美国中央情报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