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贡站的副站长，该站当时仅有一个“40”的编号，主要负责收集共产主义越南独立同盟会（越盟）的情报。

汽车在吴廷可公路上飞速向南行驶，芭芭拉和孩子们透过车窗凝视着道路两旁，一排排肮脏污秽的棚屋，间或穿插着富人的别墅，别墅四周是用于隔离自己而建造的高墙。在西贡的边界线，这条路的名字被改为“公理路”，代表着“正义”，沿路出现了更多为富人所建的纯白和米白的热带住宅。戒备森严的住宅让科尔比想起了他在法国南部看到的别墅，但他只是匆匆地抬头瞥了一眼，大腿上冗长的秘密电报此刻不容他分心。刚到机场，他就接到了这一紧急消息，现在不得不面对他的首次危机——中央情报局安插在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军队中的线人遭到逮捕，这位柬埔寨领袖对这个情报机构和美国都大为恼火。

穿过原来的法国总督府（现在是南越铁腕人物吴廷艳的住所），中央情报局的司机驾车拐进了科尔比新住所的庭院——挺拔的绿树掩映下是那种天花板极高的法国殖民风格的别墅。走进去，房子里站满了双手合十好像在祈祷一样鞠着躬的佣人。入口大厅的桌子上摆着另一份电报，那是杜勒斯向所有情报站发出的多诺万的讣告。

芭芭拉看到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科尔比此时极度悲伤。在华盛顿踏上飞往东南亚的飞机之前，他们曾去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探望过多诺万，离开时极度难过。多诺万人生中的最后17个月是在医院里度过的，他所患的是脑动脉硬化和脑萎缩，一种严重的痴呆症。科尔比曾在战略情报局担任多诺万的突击队员。多诺万将军爱才如命，特别是特种作战的游击队——像科尔比这样空降到敌人的领土与纳粹斗争的人。科尔比从法学院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多诺万的律师事务所担任他的助理。多诺万经常在周末下午邀请他们夫妻二人到纽约看职业橄榄球比赛，并喜欢在各种聚会上与芭芭拉“调情”。科尔比最终烦透了律师行业，加入了美国战略情报局，并以秘密特工的身份与芭芭拉和孩子们周游世界。在他们海外就职期间，多诺万偶尔会去拜访他们，他是科尔比一直梦想成为的那种智勇双全的“斗士”。在敌后的时候，作为准军事部队特工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经历令科尔比很是振奋。自然而然地，他被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行动所吸引，他坚信反对共产主义的行为是为着正义而战的事业。在科尔比进行间谍活动和蓄意破坏的秘密世界里，那些为人所不齿的肮脏勾当在他的心目中都是纯洁无瑕的。

有一次，有人让他给最好的间谍下定义，科尔比毫不隐晦地说：“神出鬼没的间谍。”他的形象不怎么引人注目——个头不高，角质镜架的眼镜后面，一双眼睛苍白呆滞，侧分的头发总是那么整洁利索。尽管他性格内向，但对身边的朋友和陌生人却热情友好。他一向彬彬有礼，举止高雅。聚会上，他总是会为别人端酒，几乎从不酒后失言，也很少动怒。他持重而不轻浮，但不太注重穿着打扮，喜欢在家中修理管道，做点木工活儿。然而，他也拥有属于自己的“罪恶般的快感”，他喜欢品尝一瓶上好的“长相思”（白苏维翁酒），周末开一辆红色菲亚特跑车，也喜欢驾驶帆船，欣赏漂亮的女人（尽管没有证据表明他对自己所关注的女人采取过任何行动）。科尔比对古希腊和罗马的英雄若痴若狂，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分别是：《阿拉伯的劳伦斯》（彼德·奥图饰演他心目中的大英雄T. E. 劳伦斯）、《桂河大桥》（关于一位英国上校错位的忠诚）和《第三人》（格雷厄姆·格林所描写的一个扑朔迷离的故事）。他曾对一个家庭成员说过自己从来没有做过噩梦——甚至没有做过一个像样的梦。

科尔比的儿子们——他总是叫他们“小伙伴”——发现父亲内心的动力和勇气令人生畏。他从不吹嘘自己在战略情报局目睹过的战斗，只有偶尔让他们知道战斗有时会非常紧张。事实上，科尔比曾冷静地分析过战争的危险性，而且非常愿意接受自己所做的“风险预期”。他小心翼翼地建立了一堵墙将自己的秘密世界与家人隔离开来。曾在战略情报局和后来的中央情报局内部共事的同事回忆威廉·科尔比的时候，都把他比作为富有献身精神的“战斗神父”，但同时，他也是一个他们并不真正了解的独行侠。据说曾经有一个针对中央情报局60名退休官员所做的非正式调查，其中涉及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如果你在一个风景优美的荒岛上遇险，有充足的食物和白酒，“而且有船只经过的可能性很大”，你会选择与谁在一起？答案中，杜勒斯轻松赢了科尔比，因为陷入困境时，有杜勒斯做伴会好得多。第二个问题：如果你被困在一个荒芜的孤岛上，既没有什么食物也没有什么生存的希望，而你非常想逃离，你会选择和谁在一起？在这个问题上，科尔比却轻松领先杜勒斯，因为他知道如何建造一艘船带他们离开孤岛。一个参与调查的人甚至指出，他一定会确保船足够大，能容下两个人。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使命，在地球上实现，但却由上帝为我们计划，去履行一个人的牧师之职。他能够很好地服侍上帝，能够寻求上帝的赏赐。”

尽管他们性情迥异，但艾伦·杜勒斯、理查德·赫尔姆斯、威廉·凯西和威廉·科尔比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很聪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都是博览群书的知识分子，有思想、有见地、有好奇心，且都是极富理性的生物，而不是那种只会长期坐在象牙塔里自我怀疑和自我反省的人。他们是强大的、坚定的、果断的、极端自信的实干家和践行者。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创造历史，而不是让历史控制自己。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归来之后，他们并没有因其经历而显得伤痕累累、激情耗尽，反而精力充沛，随时准备展开下一场战斗。战略情报局，一度扰乱了他们的生活，现在又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成了多诺万机构战后聚会的常客，但很少谈及在战略情报局的经历，不愿意沉湎于过去。他们对未来的兴趣总是要远远超过对当下正在做的事情或以前做过的事情的兴趣。

赫尔姆斯、科尔比、凯西会同此时的杜勒斯一样，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最终，由于各种争议“吞噬”了他们的机构，这四个人都将离职。中央情报局组织力量在古巴的猪湾登陆反对卡斯特罗（Fidel Castro）政权失败后，杜勒斯垮台； 秘密的忠实守护者赫尔姆斯因为对国会隐瞒中央情报局在智利推翻其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政变中的作用被判有罪；科尔比因为向国会提交了所谓的“家丑”报告，披露了中央情报局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初所犯下的罪行（赫尔姆斯对科尔比甚为厌恶，因为科尔比向美国司法部递交了他作伪证的证据），遭到中央情报局前辈的遗弃而沦落为贱民；凯西几乎搞垮中央情报局，甚至差点把里根从总统位置上拉下来，因为他密谋策划了与伊朗的武器交易，以换取伊朗对贝鲁特美国人质事件的支持，并从中赚取回扣，还用这些钱暗中资助尼加拉瓜反叛武装。

但那都是后话。在1959年2月这个寒冷的早晨，他们的思绪都沉浸在安息圣马修大教堂的逝者身上，以及他们为他而战的斗争中。

“愿他的灵魂在上帝那里安息。愿他所爱之人和为他效力的诸多人在‘诸圣通功’（指所有教会成员在天主圣三的生命和幸福上相互依赖，相互援助——译者注）中再次认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