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战争的乌云

同时，德国新领导人向这两个美国人慷慨激昂地陈述了《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种种压迫。“德国信任裁军，”希特勒言道，“但无意让我国像现在这样毫无防备。” 杜勒斯在他的笔记中写下这样的记录。散会时戴维斯在公众面前很乐观，他对记者公开说，元首是一种“动力”，但私底下他很担心“纳粹革命”所具有的危险性。此后，杜勒斯对此事表现得出奇的缄默。相比赫尔姆斯经常谈到他与希特勒的午餐，杜勒斯却不太一样。在后来岁月中，几乎只字未提他与独裁者的会面。柏林访问后的第三天，他在给克洛弗的信中只是说道，这是一次“有趣的采访”，并指出，这一个半小时的会面使他确信德国的裁军进程将“比以前困难得多”。 1933年10月下旬，在他从欧洲回到美国后，希特勒宣布德国退出国际联盟。直到那时，杜勒斯开始担心纳粹对欧洲和平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德国不会立即发动战争，但“此后几年很有可能”，他在一份备忘录中写道。

1933年10月，当杜勒斯与戴维斯一起执行完任务返回家时，他已经与克洛弗和三个孩子分别有九个月。在托蒂之后，1923年，琼出生；1930年，艾伦·梅西降生。他们的住宅温馨怡人，家里有佣人和保姆照料，他们也从来不在孩子们面前争吵。可对孩子们来说，父爱是缺失的。杜勒斯很少在家，就算在家，他对孩子们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偶尔一边阅读报纸，一边敷衍地问一下他们这些天过得怎么样。琼后来认为他至少应该对艾伦·梅西亲近些，因为他学业拔尖，与杜勒斯的聪明才智不相上下，但他同样不太理会“桑尼”（他对这个儿子的昵称）。大约在1930年，克洛弗就得知丈夫有许多风流韵事。尽管如此，杜勒斯依然称自己是爱妻子的，他们两人都没有考虑过离婚。但他曾在一封信中承认，“我很喜欢有其他女士相伴”（除了这些暗示外，他从不详述他的婚外情）。直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问题一下子严重了。克洛弗得知杜勒斯正与他的网球双打伙伴，一个北欧的金发女郎打得火热，孩子们也发现了这个事情。克洛弗一气之下，不惜一切地外出狂购商品让他付出代价。更严重的是，她和托蒂的抑郁症轮番发作，艾伦·梅西也因父爱的缺失深感困扰。

在得知了德国入侵法国这个令人沮丧的消息后两个星期，杜勒斯坐在一家位于第三十四街和云杉大街费城会议厅附近的旅馆酒吧里。当时共和党正在为1940年的总统大选提名候选人来对抗已经连任两届，并前所未有的还要参加第三届总统竞选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一向滴酒不沾的“野牛比尔”——多诺万，与他一起喝了杯鸡尾酒。20世纪20年代，两人在华盛顿相识，当时杜勒斯在国务院任职，多诺万是卡尔文·库利奇政府司法部长助理。在纽约的法律界他们也曾不期而遇，偶尔会一起打打网球，但关系并不亲密。

多诺万发现杜勒斯在网球场内外都是一名强大的竞争对手，这往往会令他不悦。只有当谈到这样的话题——欧洲战争爆发和美国如果一旦卷入战争一定会措手不及时，两人的看法还算一致。多诺万是“大老党”（共和党的别称）国际主义者的一个重要成员，却暗中支持纽约的工业主义分子温德尔·威尔基——总统竞选中的一匹黑马，赞同美国援助英国。杜勒斯也很赞赏威尔基，但福斯特曾迫使他支持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孤立主义分子托马斯·E. 杜威。最终，杜威压倒了威尔基而赢得了提名。

杜勒斯在政治方面一直举棋不定。作为一位阔绰的华尔街律师，他希望能像福斯特那样成为一名共和党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他算是“大老党”的坚定分子，一直为纽约共和党尽职尽责，甚至还作为共和党人参加了1938年的曼哈顿国会席位竞选，不过没有成功。但他也曾为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工作，对这位民主党总统也充满敬意；同时，他也支持罗斯福增加国防开支并向大不列颠提供武器的措施。到20世纪30年代末，杜勒斯已经成为了一个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呼吁美国抗击威胁民主的“独裁”。他强迫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关闭其在柏林与旧普鲁士法律事务所联合开办的办事处，因为希特勒对犹太人横加迫害，而沙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客户中很多赫赫有名的金融家庭都是犹太人，但是福斯特对此并不赞同，他斥责自己这个持国际主义者言论的弟弟危言耸听，仍相信德国的生意将源源不断。

虽然在纽约政局中，罗斯福与多诺万多有摩擦，但这位总统还是看到了他与多诺万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共同点。于是派遣这位富有的律师，共和党人眼中未来的总统候选人，于1940年夏至1941年期间前往欧洲调查事实真相。多诺万报告说，如果美国加大援助力度，大不列颠就能经受住德国的袭击。他还建议美国应该设立一个对外情报机构。罗斯福因为没有值得一提的情报机构，便同意这一提议。陆军和海军中的小型对外情报机构往往都是垃圾情报员的集中地。1941年7月，罗斯福签署了一份措辞含糊的行政命令，指定多诺万为情报协调局的负责人，该机构一年后被更名为战略情报局。杜勒斯不经意间听到了这样的“谣言”——罗斯福运用白宫所控制的来路不明的资金，任命多诺万负责某个邪恶的间谍组织，而该事件在华盛顿官僚中间掀起了轩然大波。但谣言即真相，埃德加·胡佛对多诺万是恨之入骨，而多诺万对他更是鄙视有加。埃德加·胡佛将这个新机构视作联邦调查局情报搜集的威胁，而陆军参谋长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将军也担心多诺万是想将自己打造成一名控制海陆两军情报的“沙皇”。杜勒斯则决定对情报协调局敬而远之，再看看如果美国参战，自己会不会有什么其他出路。然而，他的确注意到自己的一些朋友已经开始为多诺万效力，如伯尔尼的费雷德里克·多比埃尔和大卫·K. E. 布鲁斯——一个与梅隆家族联姻的弗吉尼亚贵族。

多诺万常常说，他的情报机构属于白手起家，此话一点不假。刚开始他身边只有一些亲信顾问，特工和机关人员基本上都是从大街上招揽来的。1941年9月，多诺万在华盛顿总部翻阅着一些个人备忘录，一位已是情报协调局一员的纽约银行家詹姆斯·沃伯格的一份卷宗引起了他的兴趣，其中记录了杜勒斯兄弟。福斯特倒是想要志愿为情报协调局服务，但多诺万和他的高级助手们却很谨慎。但在沃伯格的备忘录中指出福斯特“更倾向于做一个和事佬”，而杜勒斯在伯尔尼的成绩斐然，特别是在与德国人进行的心理斗争活动中表现出色。“他可能会是个非常有用的顾问”，沃伯格在备忘录中这样写道。

就在日本六艘航空母舰向东驶近夏威夷群岛时，情报协调局依然还未争取到杜勒斯。偶尔与杜勒斯在华盛顿打打网球的布鲁斯对他加入情报协调局已不抱太大希望。但在一份1941年12月的备忘录中，他还是告诉多诺万，杜勒斯已经在前国务院外交官的考量中“因为某种原因被淘汰”，这一点可能会对他们的间谍机构有所帮助。